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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艾滋病一线治疗领域，北京佑安医院的张可医生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医务工作者之一。不论是他在北京临床一线接触来自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还是他因为工作调研的需要主动下乡村，或者应感染者群体的请求前往河南指导用药，张医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艾滋病临床经验，以及对河南艾滋病成因、发展、冲突、现状和解决之道的讯息与思考。
受张可医生委托，今日发布这份《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作为张可医生用五年光阴的心血阐明的观点，这份河南艾滋病报告函盖了大量的事实。与其说是手写的不如说是用脚走出来。报告发掘了很多历史转折的关键点，比如王淑平女士的工作对河南艾滋病问题发现产生过最重要作用之一，张可医生给予了详细描述。加上大家对高耀洁医生的了解，揭开河南艾滋病血痂的两位关键女性及她们的历史地位就非常清晰了。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女性与艾滋病，我们可以回首多年以前两位女性对破解河南艾滋病危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世界级的人道灾难，河南的血液制品产业源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各地的粗放的部门创收风潮。尽管历史上河南曾经有一些传统的供血村庄，但后来政府尤其是卫生部门和军方主导开办血站百倍于前。并且省地市县各级发动各种行政资源宣传和鼓动老百姓卖血。“要想奔小康就去卖血浆”的号召不绝于耳。同时各类苛捐杂税水涨船高，暴力征税成为“合情合理”的收缴方式，老百姓从完成政府赋税的压力，到改善生活的朴实需要出发，从15到60岁的男女老幼参加卖血，为了能多有机会抽血大家还流动卖血。河南父老乡亲成了部门创收和贪官污吏们的发财机器。而十年之后的今天，留下了是广受歧视的感染者，床榻上在病魔煎熬下呻吟的病人，因病致贫的绝望家庭，撒手人寰的百姓，天地间一座座老冢新坟，无依无靠的孤儿孤老……。后人要花十倍百倍的资源和一代人的时间来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遗留的问题。
虽然中央政府自从去年SARS之后有许多建设性的政策出台，并且空前的资源开始投注在艾滋病领域，但一来依然杯水车薪，二来监管脱节。受体制问题所限，在没有新闻自由及强大民间力量形成监督的中国，中央政府的信息多也只能来自于基层官方。而素来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政府官员，为了官位和前途也多是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并且河南的地方政府在宣扬政绩搞形象工程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宣传的效果与实际存在的问题之间有天壤之别。自从2004年2月18日河南省政府大搞所谓38个艾滋病重点村，公众逐步认为河南的艾滋病问题仅限于这13个县的38个行政村。今年海内外媒体，也包括中央政府都得到河南的艾滋病问题大有改观的印象，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世界艾滋病日之际于CCTV公开声称河南的艾滋病现状大有起色，似乎老百姓的生存和治疗问题都已经得到妥善解决。我们不知道高部长是真正被河南官方欺瞒，还是受制于体制而有意粉饰太平。近日我曾与高部长相隔几米，却无法拿着真实的证据与前后呼应的卫生部门高官沟通真实情况。其实我只需要举最近的例子，因为就在面对高强部长的前一天，我还在上蔡县的考察。仅仅在10月份，在“有世界级影响的艾滋病示范村”--上蔡县的文楼村，就有12名艾滋病人故去，有10天连续去世8人的纪录，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这个村庄。冬季来临，病人开始面临四季中最严峻的挑战，到明年春节来临的时候，又会有很多家庭贴起绿春联，这意味着刚刚有人逝去。文楼村尚且如此，而那些没有文楼村这般明星地位的村庄，那些河南90%以上还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村，感染者和病人仍然在自生自灭的状态。那些国家供应的抗病毒药物，因为毒副作用剧烈，被垂危的病人扔到了厕所里。一方面在河南乃至在整个中国很多病人因为资源有限还得不到抗病毒药物，另一方面在所谓重点示范区因为没有医生的指导及药物毒副作用，大量抗病毒药物被闲置甚至浪费。而与此同时，省市县各级政府围绕艾滋病领域新的部门资源争夺和腐败也在滋长蔓延，各种“吃艾滋病饭”的利益群体纷纷出现。
诚然，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我们和张可医生还存在一些探讨乃至争议的方面。比如在河南感染者的数量上，基于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地少人多，上亿的百姓多数是贫苦农民，仅南阳、信阳、周口、开封、驻马店、商丘六大艾滋病重点地区有超过二、三百万人参与卖血，所以按感染率30%计，我们依然认为河南感染者是百万之众，这并非危言耸听；再比如在官员的问责上，我们认同宽容，认同以人为本，但我们也依然坚持当时的省委书记李长春和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及现在仍在任的副厅长刘学州等几名罪魁祸首必须要接受审计并受到法律的惩处，否则河南数以万计健康权惨遭侵害、生命权被无情剥夺的父老乡亲难以接受。这段公共卫生上的惨痛历史也无法真正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引以为戒的教训。或许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但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我们仍然坚持要给历史一个完整的交代。这也是为了那些九泉之下难以瞑目的百姓。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当全球注意力在艾滋病本身及其所引发的政治、社会、人权问题时，适时推出这份报告会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引发大家对解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思考。
胡佳
北京爱源汇教育研究中心
www.aids-care.org
86-10-51661320
下载《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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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
摘要：
张可，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1999年开始专门从事河南艾滋病专题研究。五年来，作者深入近百个艾滋病村庄，调查大量的艾滋病患者和当事人，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为形成该报告打下基础。本报告根据作者五年在河南的工作，结合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客观分析了这场灾难的发生，发展和现状。该报告提供了河南艾滋病客观、全面的素材，努力探索解决河南艾滋病问题的有效办法。
河南，艾滋病，中华民族的灾难！今天面临这场灾难，我作了以下几种假设：
1.假如当时没有有偿献血；
2.假如政府不号召有偿献血；
3.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
4.假如在1999年出现发病高峰时开始就进行防治工作；
5.假如我们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比较健全；
6.假如我们今天能立即真正行动起来；
7.假如……
假如仅仅是假如，我们的灾难还在继续……
报告结论：
1.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2.研究表明，我们没有能力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但我们能够将这场灾难的损失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3.农村公共卫生系统的瘫痪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根本原因，而地方政府的暧昧态度及不作为是造成这场灾难加深的直接原因；
4.重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是阻止这场灾难加深的最有效，最直接，最经济的办法；
5.河南没有单独应对这场灾难的能力，援助河南，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
报告最终认定：
没有人将会为这场灾难负责，也没有人需要为这场灾难负责。灾难的发生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我们的人民必须吞下自己为自己酿下的这杯“苦酒”。
河南艾滋病防治，我们背负着太沉重的历史负担，我们太沉溺于我们的过去！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先分清是非曲直以后才进行工作，我们有这个必要吗？在这种毫无意义的争执中，我们丧失了无数的机会，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走出历史，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必将能够战胜这场灾难！
引子1999年7月，在作者的主动申请下，安排进入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的艾滋病病房。说是病房，实际只有两间平方，位于医院太平间的后面，非常偏僻。当时病房一般只有一名艾滋病患者，有时还没有病人；病人很少，工作也很轻松，每天上班也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干。8月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刚走到医院太平间附近，突然有几位像农民的人上前拦住我。领队的是任春生[1]，他对我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几个人看一下病。我当时以为他们找我看肝炎，因为我刚从肝炎门诊出来，经常也有老病人到这里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他，要看肝炎病，到那边肝炎门诊，并告诉他们我现在已不在肝炎门诊。而领队的急忙告诉我，他们不是找我看肝炎，而是找我看艾滋病。我心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找我看艾滋病？我再次向他们确认真是找我看艾滋病？他们告诉我，确实如此。这时，我急忙进入病房，穿上白大衣，出来在太平间前面的小花园，让当时的护士那了几把椅子，围坐在小花园的里。这时候，领队的任春生告诉我，他们是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的村民，一同来的几个人分别叫任小合，王建华、高军英、耿显梅、王傲芝（现已死亡），他们都是在90年代中期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我当时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呢？他们说，他们村1997年开始就有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非常害怕。1998年有人到郑州检查，查出艾滋病。所以，前不久他们也去郑州检查，发现自己HIV也是阳性。自己非常害怕，但不知道哪里能治疗。他们从任俊敏（此人一年前曾在佑安医院看过病）那里打听到，说这里能治艾滋病，所以他们就急忙赶到这里来了。我当时问他们，你们那里就你们几个人？任春生当时告诉说“张大夫，我们那里这样的病多的很？”我不相信，问他怎么会这么多？他们说，因为当时他们那里像他们这样一起卖血的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检查而已。听完他们的叙述，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有点半信半疑；一种感觉是促使我应该到实地核实一下。我当时给他们初步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性感染。并告诉他们，你们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不用担心，并每人送给他们一合中药。临走时我让任春生留下电话，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去那里看一下再说。
病人走后，我还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对他们所说的话持怀疑态度。我马上去买了一张地图，寻找新蔡县在河南的位置。同时积极准备去目的地——新蔡县。9月份的一个周末，由于病房当时没有病人，我便登上去往河南的火车。周五出发，第二天上午到达驻马店市。下车一看地图，新蔡县离驻马店市还非常远。又换乘汽车，与当天中午到达新蔡县，并住在当时的新蔡县政府招待所。出于安全考虑，在到达县城之前，我并没有通知他们，我想等晚上再跟他们联系。没想到晚六点多钟的时候，我出去吃饭时，正好碰到在县城拉三轮车的任小河，任小河一眼就认出了我，并迅速告诉了村里的人。晚上，很多患者都到招待所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任春生，这么多人到招待所不好，还是等明天早上到村里在说。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还睡在迷迷糊糊之中，便听到有人敲门。原来他们村委主任董继生找我，并带来一个发热的病人；一方面感谢我到他们村里来，另外希望给他带来的病人看一下病，他告诉我是他弟弟。看完病人后，我立即起身去村里，直接去任春生家里。到这里一看，已经有很多病人在这里等我。我放下东西，就开始看病人，我首先查他们腋下淋巴结，发现大多都肿大，这是艾滋病感染的证据。但是，病人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图].由于病人太多，我当时告诉他们，先看重的，轻一点的以后再说。然后，在家属的带领下，在村里一家一家地看重病人。根据病人的当时表现为发热、腹泻、口腔霉菌感染、消瘦等症状。当时我初步判断，他们应该都是艾滋病无疑。同时其他几个村的村民听说我来了，也纷纷跑来找我。一个患者的家属带我去了在离该村北边很远的一个村庄，在门口，就看见一个3岁的小女孩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家属告诉我，这是他女儿，已经发热3个月了，治不好。躺在屋里的是他爱人，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看完病人，我走在路边，有几个年轻人让我给他们检查以下，我查了他们的腋下淋巴结，都肿大，他们也应该是感染者。这一天，我工作到晚上十点，看了300多个病人，中午和晚饭就在患者家里就餐。回到招待所就累的睡着了。由于要赶回医院上班，第二天一早便起程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后，我把所看到的情况立即给医院主管领导做了汇报，领导当时并没有就此事作出任何反应，既没有说好也没有说坏。就在这时候，我家里开始接二连三的接到恐吓电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知道我家的电话的），并威胁我说再去就要怎么怎么我。最早是我爱人接的电话，爱人便不断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骗她说可能是别人打错了电话。但我知道可能是他们打来的电话。没过几天，事情很快就有了较大反应。这时候，卫生部转来医院一封告状信，是河南省卫生厅写给卫生部的，信的内容我没有看见，但领导告诉说大概内容是说我到河南后影响到他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希望医院阻止我再去河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临走的时候，我告诉村里的人说，需要有检测结果才能证明是否患艾滋病，光凭我看一下只能是怀疑，而不能确定。我从村里返回北京后，村里许多患者开始到河南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为此，河南省防疫站突然来了许多要求检测HIV抗体的人，省站感到很奇怪，他们一打听，才知道我去过河南艾滋病村，所以他们便马上写信到卫生部告我，以阻止我再去河南。由于信是从卫生部转过来的，医院非常重视，并召开了所有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会上领导明确表示，谁要再去河南就处分谁。会后，我感到压力特别大。同时，我也感到事情很不对。我想，不就是去看了一下艾滋病病人吗，至于这么大做文章。带着奇怪的心情，我去了当时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询问情况。在迎新街100号病毒所4楼的办公室，曾院士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当我把我所看到的情况告诉曾院士时，他告诉我说：张大夫，你看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里确实存在艾滋病严重的疫情，并对我所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这时，曾院士把在旁边工作的王淑平叫过来介绍给我。在以后与王的两次长谈中，王向我详细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向我介绍我看了她1994年在河南周口防疫站所做的工作和后来的遭遇。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河南因有偿献血导致的艾滋病疫情有如此严重，原来他们这样激烈的反应也就比较正常。
回到医院后，我开始下决心，决定帮助这些地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避免与医院发生冲突，作者决定采取隐蔽工作，每月用一到两个周末，去河南看病人，并调查资料。因此，只要觉得病房的事情不多，就周五出发，周一早八点以前赶回北京上班。由于每次时间有限，每次只能去两到三个村庄。只有遇到节假日如五一、十一等长假，就可以去一周时间，多跑一些地方。自1999年的年以来，作者先后去过100多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包括商丘的柘城县、睢县、开封的尉氏县、信阳地区、周口的商水县、项城县、沈丘县、郸城县、淮阳县；驻马店的新蔡县、上蔡县、汝南县、确山县；漯河的临颖县；南阳的镇平县、卧龙区和宛城区等。
在慢慢的五年巡诊医疗服务过程中，作者不仅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无数次医疗服务，还调查走访了大量的村医生、当事人、血站。在和当地的村医生合作中`，诊治和调查艾滋病病例11057例，其中死亡病历2343例。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并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文献记录，最终形成该报告。
调查报告一：血浆经济带来的灾难
1.血桨经济
河南豫东南地区，地处我国最不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人均耕地不1亩左右。长期以来，人民在这个地方过着食不裹腹的生活，解决温饱问题就成为当地农民追求的最大目标。90年代中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死扶伤，献血光荣”的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地区农村，成了便宜干净的血浆的理想采集地，其中大部分为卫生部门所开血站。政府为号召广大农民献血，积极组建血站，并为血站的建立提供有力支持，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鼓励开办血站，还出面为血站助威剪彩。
1992年6月2日，河南省卫生厅某负责人在省卫生单位负责人和厅机关干部会议所做报告的题为：《迅速行动，加快卫生改革步伐，为促进我省经济越上新台阶做出积极贡献》“……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鼓励外资和港澳台资在我省兴办独资或合资医疗机构，努力扩大医务劳务输出，兴办外向型企业，如中成药、血液及及其制品等，把产品打到国外去……”（原载于《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6月5日）
1992年9月8日，省卫生厅和省红十字血液中心举行了首次承包经营合同签字仪式，省卫生厅副厅长徐某和血液中心负责人张某签字，这为开发我省血液制品，使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技术、设备优势和潜能尽快转化为商品优势。在承包期内（1年），省血液中心将完成生产白蛋白1000公斤，球蛋白250公斤，产值2000万元，这将超过历年来最高水平的两倍多，会上，省厅负责人刘某做了重要讲话。（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9月18日）
省红十字会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强调着重办好几件好事……办好两个实体，即河南省红十字血液疗法专科医院和郑州亨利工贸公司。（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这样一来，血浆经济就成了当时大家提倡的发展方向，许多的卫生部门都把这种单采血浆看成一块可以追求最大利益的肥缺，大力推崇和发展，成了当时卫生部门致富的主要途径。
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198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3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12月25日）
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自1990年以来，坚持以科技兴“防”，以“副”补“主”，3年创办了3个人实体，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91年12月办起了中心血站，1992年12月与省生物制品所联合创办了“白蛋白生产线”……积累资金达70万元。（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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