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交流各位朋友新年春节好。2003年我对强订党报这一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了抗争，到今天这一事件有了一个结果。2004年12月1日我们单位书报管理员主动找到我，说学校两位校长让她问我：“今年又要订《随州日报》了，你订不订由你自愿。”我当然告诉她我不订了。今天放假上班后，我专门到图书室和财务处问了一下，2005年的《随州日报》确实没我的了，财务上也没扣工资，看来这次他们是说话兑现了。这个事我事后了解了一下，是公安局给学校打了招呼。两年前的这次抗争行为今天有这样一个结果说实话超过我的想像，我当时发出公开信时认为工作肯定是黄了。这个事现在我们单位很多人知道了并给出了很好的评价。从我这次非暴力抗争的体会来说至少缩短了我和周围老百姓的距离，减少了他们对维权活动或政治活动的恐惧感。不管有关方面出于什么考虑今天这样做，我把它看成一次良性互动。依法维权，理性抗争，从我做起。刘飞跃2005-1-4013308663980=============相关背景资料：维权与抗争：我向党报说不的经过（1）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渴望一种民主、自由、有尊严的生活，许许多多仁人志士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奋斗着。我自己的想法是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做起。维权与抗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2003年对《随州日报》说不是我付出的第一个行动。我是1991年分配到随州城区的一学校工作的，上班没几年就听说了强订党报的事。刚开始是学校职工轮流订，一家多人都在订阅范围内的，凭其中一人订单其它人可免订，有许多老师只订一个季度表示表示，我头几年工资低一直没要求订。最近几年，强订党报的行为越演越烈。大概每年10月份就开始进行“党报发行”宣传发动工作，把订党报上升到讲政治高度，下红头文件、分指标，报上对各条“战线”订阅情况天天通报，快的表扬，慢的“爆光”。具体到我们单位，连续多年每人被要求订一份《随州日报》，并且必须订一年。我本人连续四年被订《随州日报》，每年订阅费150多元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我爱人在另一学校工作，也同时多年被强订此报。好在我小孩不到三岁，没人强迫他订。随着征订工作力度的加大，《随州日报》报社办公楼旧貌换新颜，每年订报时，此楼上便会悬挂这样的标语：“理直气壮抓党报”。2001年底，学校领导又在会上布置订《随州日报》，要求人手一份，任何人不得例外。老师们听后群情激愤，有的站起来大声抗议：“凭什么强迫我们订报？”“一份报纸一家订几份，有这样的道理吗？”……我不是一个爱张扬的人，但心中也发出了愤怒的呐喊：工资是我们的合法收入，强扣工资，不是侵犯人权又是什么？这种行为与强盗何异？我要抗争！怎样抗争？向谁抗争？我首先想到了学校，毕竟是学校直接扣了我工资。可后来又想，学校也是被迫的，也是受害者。每年订党报时，学校领导也是面露苦色，考虑到老师们的意见，订报费总是学校先预交，事后再扣除。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认识到强订党报的现象不仅仅是随州一个地区，不仅仅是教育一个部门，其存在是全国性的。为什么一个明显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行为却能够“理直气壮”？为什么有些人敢于公然蔑视法律？我想只能从中国的政治体制上找原因。于是我想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是我国最高权利机关。它有责任、有义务审查、制止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和制度。经过几天时间撰写，我很快完成了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的全部内容。公开信的标题是《关于我本人被强订随州日报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信中我首先谈了对党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当今的执政党，其机关报所刊载的内容具有其它媒体所无法比拟的真实性、权威性”“但我作为一个非中共党员，我没有订阅其党报的义务，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强迫我去订”。我在公开信中呼吁全国人大“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和尊严，制止上述蔑视法律、超越法律的行为。”同时我还写到“对2003年上半年已经被强迫征订的《随州日报》我将采取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1.不主动领取这份报纸。2.不观看这份报纸。2003年下半年如果末经我本人同意，仍发生上述侵犯我个人!权利的行为，我将采取下列行为进行抗争：1.将历年来我被强订的《随州日报》退还给有关部门。2.将此公开信在随州城区广为散发。3.其它措施”。2002年年底我又一如既往地被订了一份《随州日报》，2003年1月5号我收到五份《随州日报》。有了这五份报纸，就有了我新一年度被强订党报的证据。2003年1月6号我将那份早已写好的公开信发出。==================================维权与抗争：我向党报说不的经过（2）公开信发出的当天，我就找到学校报刊管理员，告诉他今年的随州日报不要给我送了，我也不会来领。2003全年的随州日报我就这样没再领。由于当时不敢想国内的媒体会报道此事，这封公开信除了寄给全国人大外，通过网络寄给了在美的华人电子刊物《新世纪》，《新世纪》很快刊出。公开信发表是在岁未，学校很快进入期未考试。就在考试这一天，我找到学校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了他公开信的事。我之所以告诉学校，是因为党报毕竟是学校强迫我订的，以后要想拒订党报，也要通过学校。讲了公开信的内容后，我对他说：“2003年上半年的订阅费扣了就算了，但我要求下半年不能再强迫我订了，否则我就要按公开信上说的做了。如果学校确实有困难，完不成任务，我自己到邮局去订。”听完这些，他先是诧异了一下，然后很快地说：“你这个想法可以，我同意。订报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我曾经建议有关部门，如果党报经费实在不足的话，可以发动大家捐款，不要强订。学校也有难处，你不要采取过激措施。”在找这位校长之前我设想了种种结果，没想到他这样说，我记得那天中午回家后非常高兴。很快到了放寒假的时候，在学校最后一次例会上，我把这封公开信散发给了一些老师，老师们很激动，纷纷说，“搞得好”“×××太不像话了”“强迫订报不就是为了钱吗？”有的老师还由此谈到了其它问题。就是在这个例会上，我突然听到学校一把手借很久以前的一件事不点名地批评起我来。从后来了解的情况来看，他大概是认为我拒领党报“欺人太甚”。但我不管，既然没和我明说，我就相信那位副校长的承诺。当年除夕，我接到在美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电话，他们表示对此事感兴趣。中国人权新闻稿散发面很广，我后来看到香港《民报》也刊载了这个消息，并且记者还打电话到随州市委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居然否认有一家订多份随州日报的现象。正月十五晚上，我接到中国青年报驻武汉记者站张站长的电话，他说中青报编辑部看到了这个消息，并反复讨论了此事，请我把公开信正式给他们寄一份。我在给他们的电邮中写到“最好不要刊登，订党报可是下了红头文件的”。当时主要是顾虑安全。现在看来我也许是低估了国内媒体的良心和勇气。2003年上半年开学后不久，我们曾都区教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公安局找他们了，要我不要再闹了。后来他又给我妻子打电话进行威胁劝阻。2003年非典肆虐，我们学校六月中旬就放署假了，临放假前我又找到那位分管“政教”工作的副校长，告诉他马上要订下半年的党报了，我还是坚持我以前的观点和要求。他面露难色，但还是说好。署假期间我又给他打过一个电话，他支支吾吾说正在外面学习。2003年9月开学后。从报刊管理员那里得知我仍旧被订了半年的随州日报，虽然是意料之中，但仍很气愤。9月16日，我手中拿了一个月的随州日报借机来到校长办公室，刚好那位副校长和另一位校长在，我对他们说：“你们有能力扣我的工资订党报，我就有权利对这种侵犯我人权在事抗争，我说的话是要兑现的，今天我把这些随州日报退给你们，以表明我的态度。”那位副校长有点难堪，自嘲地说“你这是送报纸来给我们看”。2003年全国开始了报刊征订大整顿，县级党报被砍。我虽然不敢说这是因我而起的，但至少说明我的这次非暴力抗争不是无的放矢。这次行动我周围的许多普通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能在他们当中有点影响，我很看重。2004年初有几个人告诉我“在今年的党报发行会上，随州日报社长刘××说了，刘飞跃不想订党报，不要他订好了。”但我还是被扣了工资。这就意味着我的抗争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