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


大年初一刚过，内地民工就纷纷踏上新的拼搏之旅。2005年对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那就是他们将依然面临很大的风险。至少，最近的抚新矿难再次提醒他们，此行的不少人将有去无回，客死他乡。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上路。

与江泽民时代相比，农民工现在得到城市社会更多的舆论关照和支持，但是，城里人对农民大量进城的恐惧也在增长。张惟英教授建议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度”，就代表了这种倾向。城里人的恐惧绝非没有根据。不久前，广东人代会发布消息，广东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一千万，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其中四千多万来自外地。外地人的迅速增长，明显恶化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但是，除了接受更多外地农民工，广东人还有别的选择吗？

农民工和城里人的两难困境，只是大陆经济整体困境的一部分。最近，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访问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经济增长陷阱”的说法。目前大陆出现种种的两难困境，恰恰说明大陆经济已经陷入这种“增长的陷阱”之中。所谓“增长的陷阱”，是指经济面临这样的两难困境，经济增长导致多数人生活质量下降，风险上升，而经济一旦停止增长则多数人的生计马上恶化。

大陆经济陷入增长困境，早有徵兆，但拥有政治权势的人，包括许多大陆的知识精英，从现在的增长方式中得到好处太大，于是他们不断利用自己的权势，延续这种不义的增长方式。除了附和“三个代表”之类的政治口号，大陆知识精英助纣为虐的一种方式，就是制造舆论，让人们相信增长能够自动带来各种社会进步，包括体制的进步。针对这种谬论，科尔奈在他的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增长不能自动带来体制改革。

胡锦涛上台以后，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说明大陆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继续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后果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政治上已行不通。但是，胡锦涛是否有能力带领大陆走出目前的“增长陷阱”呢？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

走出“经济增长陷阱”的关键是什么？胡锦涛正确地认识到，要让占人口多数的大陆农民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好处。自去年开始，大陆当局恢复制定专门针对农村的‘一号文件’，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大陆农民的收入果然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正如大陆当局自己已经指出的，农民收入在2004年获得较快增长，有一个重要的市场因素，就是该年农产品价格比较高。

“验方不改”，2005年，大陆当局又制定了一个一号文件。新的一号文件，有一些积极的政策，体现了胡温对农民多予少取的基本方针。但是，这个文件也再次体现了大陆当局一贯的思维，就是重视收入调整，而忽视或回避落实农民的基本权利。其中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已经十分尖锐的土地产权问题，继续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方针。

大陆经济之所以陷入增长的陷阱，不仅仅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中，市场力量作用下的收入分配对农民和其他弱势群体不利，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陆的产权安排，赋予各级当权者极大的投资权力，结果是，包括公共财在内的各种新增资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或者这些资产的形成不能使多数人受益。对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新的一号文件，并未敢触及。

新的一号文件也再度体现了大陆当局关心农业生产甚于关心农民权利的一贯思维。正如这个一号文件的题目所表明的，当权者最关心的，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而不是农民的权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如果农民的基本权利不落实，即使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得以实现，也解决不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2005年是胡锦涛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治理大陆的第一年。虽然人们有理由相信，胡锦涛有心改变大陆目前的增长方式，但很显然，他还在摸索中。大陆的百姓所能够期望的，就是不要为他的学习付出太高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