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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记者费珊珊撰文)近日，网路上新闻人一阵火爆。中共团中央机关传媒《中国青年报》及资深经济报刊《经济观察报》总编、记者纷纷请辞，似乎引发几欲低靡的新闻界一阵地震。印象中冷漠的媒体如今终于传出几丝不甘沉沦的变奏音，而几位编辑的清醒为所有苟全性命于这个卑微时代的新闻从业者挽回了一点职业荣誉。
中青报资深业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中国青年报》现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前景黯淡。仅发行量，就由80年代末的200万份到如今惨淡经营的37万份，应验了编辑自己的话，“除了取悦官僚，哪个读者会看？！报纸这样办下去，就是一个死字！”
其实，客观地说，中青报的确曾有过艰难的“讲真话”的神来之笔，尽管每一次都为此付出代价。
2003年5月下旬，因报导武汉女大学生卖淫，《中国青年报》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受到停职处分。事件发生后，七十多名编辑记者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要求恢复樊永生的工作，遭到断然拒绝。七十多名编辑记者一致行动，为改正团中央的一项错误决定签名致书，史无前例。
2004年7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于明报新闻网公开谴责共青团中央书记赵勇，引发各界对卢跃刚的正义支持。
2004年7月，中共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于2004年5月访美，中共官方传媒大吹大擂，炒得很热闹，提到杨利伟率领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美如何受重视，如何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送旗，如何受美国肯尼迪太空中心欢迎等等，但中青报于7月踢爆中共官方媒体的报导夸大杨利伟美国之行，是严重失实。
2004年9月1日，该报大篇幅登载调查报导，并配以有关证据照片，揭露了四川省万源市委、市政府连续两年邀请明星、大腕举行盛大演出，并以红头文件方式，强行摊派各单位购买价格高昂的演出门票，直名宋祖英。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及地方当局，纷纷向《中国青年报》施压，迫使中青报不得不“低头”于6日和8日两次公开道歉。
2004年12月，中国青年报原社长兼总编辑李学谦离职，由市场报总编辑李而亮接替。市场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
2005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记者刘万永撰写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率先揭露了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及其子女的黑社会行径。虽然该文只是从程序上一一例举出办案不合法的事情，并无结论，却被网友们一致喝采，并“将有良心的记者”称为“中国的脊梁”。然而8月，王亚忱以“退党”相要，并携儿女在北京起诉《中国青年报》侵权，要求索赔220万元。
2005年7月，“灯塔”事件出炉，促成中青报记者和编辑内部的一次良心自省运动。资深编辑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先后在网路上表态，使得其内部争议公开化。
2005年8月，为进一步控制舆论媒体，中共率先在中国青年报制定出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试行稿，以政治手段约束采编人员的取材和新闻撰写，以领导意志决定新闻稿件的好坏。这无疑将媒体听从党组织的潜规则明文写到纸上。
同行们，能否一路同行？
在这个新闻媒体普遍工具化、喉舌化的时代，一些一身正气的编辑、记者以不屈的努力，以自己独特的方法来坚守著作为新闻记者的道德底限，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度里，像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艰难踯躅。而相当一部份却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学会了迎合，而远离了正直。
中青报内部交流帖子中，“灯塔”社论的署名作者“青评”事后对几位前辈提出的批评欣然接受，并表示“对各位老师的傲骨和高贵情操，我真心地崇仰，但只能心向往之，我没有说不的勇气、底气和傲气，我承认自己懦弱无能。”
这位78年出生的新闻人，“还是个学生时，写得一手好评论”。到了中青报社后，被“惺惺惜惺惺”的评论部负责人李方招至麾下，也曾意气风发过。然而，他最终参透了媒体听从党组织的这条新闻界的潜规则。在他发表了《以世纪主义姿态投身基层》的文章后，当晚《东方早报》一位他所尊敬的老评论员打来电话问：“你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虽然我也经常写这种遵命文章，可是我还是坚持底线的，我们的职业声誉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积累出来的，平常写读者爱看的文章，如今又写这样的文章，读者会怎么看你啊？”
悲哀：为政治写“奉命”新闻
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在其传播中一致认定：新闻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
李方本人在帖子中提到：“我希望工作在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氛围的地方；如果我感到这种氛围正在消失而且不可逆转，那就离开。”
无独有偶。《经济观察报》辞职主编许知远解释自己离开的主要原因称，“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正义感的彻底消失，尽管它对我没有直接影响，但我想在一些时候，总是要捍卫一点基本的立场吧。……”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会”公布，中国是世界上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国共囚禁了118位记者，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政府眼中，逻辑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颠倒：制造社会不安定的人，不是贪官污吏及麻烦制早者本身，而是批评并指出这种问题根源的人。
扯掉蒙眼的红布
其实不难看出，中共正在面临一个致命的两难局面。它需要的是听他使唤的人，就是卢跃刚所说的那种和党“保持高度一致”的人，听话，“直肠子，吃啥拉啥，没脑子，指哪儿打哪儿，见谁咬谁”。被它看重和重用的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能力大大加强了，可谓被它“点金成石”，而智慧、良知和敏感也就相应减弱了——这种人只能败事；相反，能够成事的笔杆子，偏偏就是团中央书记赵勇宁愿他们“滚蛋”的人。
中共通过“卡住从业者的胃”，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和扮演“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被逼至悬崖边的新闻人纷纷觉醒，自发而又无奈地与谄媚告别，只因“实在无法继续忍受愚蠢和权术，而需要我直接面对的愚蠢和权术又实在过多。”（于威，《经济观察报》辞职编辑）。同时，他们也希望寻求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并建议其他同行也“早一点开始”，作出选择。
“天使和撒旦在每个人心里”。记者不是悬浮在生活真空里，道德和良知，也并不是新闻记者的专利。当每一位从业人都以良知面对职业操守时，所谓的简单方式其实并不难——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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