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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7.4万抗议的中国，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Howard W. French 朱晨编译
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大胆抗议时间越来越多，整个国家气氛不安。
抗议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大范围的工业污染，有的是随处可遇的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有权有势的地产开发上，强征土地，把居民从家里驱赶出来。中国老百姓似乎表示他们受够了，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每星期都会有一起到两起的抗议的消息。有几千村民和警察的对峙和冲突，有警察抓人时候用催泪气体和警棍伤害上百抗议者。政府自己的正式统计表明，每星期有几百起这样的事件还没有引起更广泛的公众关注。
目前还没有人预言这是中国集权政体分崩瓦解的开始。过去二十年，中国政府迅速发展经济，大体上带来了社会安定，人们一般谴责政治变化的要求。
中国当政者的反映混合着警惕和沮丧，它清楚地表明了权力最高层对于最近民间酝酿的情绪是严肃对待的。
例如，上星期政府宣布，36个城市将设特警组织。据上层说是为了镇压动乱，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除了在偏远的新疆有偶尔出现的维吾尔分裂分子参与的事件以外，中国大多数人对于恐怖主义闻所未闻。有证据表明，中国执政者更关心的是前一个问题。正如公安部长周有康上个月告诉路透社的，2004年中国发生了7.4万起群众事件，也就是示威与骚乱。而2003年是5.8万起，十年前只有一万起。
其他对于安定问题的关注的信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个星期，《解放军报》引用了一个部队的通知，说士兵如果参加请愿或者示威活动将被"严惩"。这个声明是针对最近一系列退伍军人因为不满意退伍津贴在北京军委抗议而发的。
在关于防暴部队报道的同时，出台了一条命令，要求全国的公安局长或厅长和因为这样那样事情而抱怨的"上访者"碰头。这条命令似乎是要把地方不满情绪的苗头掐掉，防止它们酝酿为完全的抗议或动乱。
整个政治运动似乎是由几篇最近的措辞强硬的社论引起的。它们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呼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社论警告国民要遵守法律，声称威胁社会秩序的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
最近两个星期，示威活动发生在了上海，中国警察严控的模范城。一般公众抗议活动很少。
最近，市民的愤怒抱怨在市中心都能听到，特别是在正在召开是政府会议的展览中心街对面。在某次抗议活动中，中年居民打出了他们年轻时文化大革命中的口号。据说他们在抗议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让他们动迁，要求正当经济补偿时喊出了"造反有理"。
另一天，在同一个地点，另一群也是因为拆迁而动怒的老年居民喊着上海市委书记的名字，说："陈良宇，下台！"附近有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她因为无法将小孩安置在附近的学校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大书："为什么我们要承受政府不负责任的后果？"
半个街区外，饭店职工集合在一起，抗议被解雇。他们说饭店不用廉价的民工，而去雇黑帮成员。同时，因为油价飞涨而不满的出租车司机商量在9月1日停载一天。
北京政府更关注的是动用更多的警察和让地方政府更可靠，而许多中国人指出，官员腐败是他们的不幸的最大原因。许多政治分析家说中国的政府系统是基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样就限制了透明度，阻碍了权力制衡的发展，无法制止腐败，给民众一个泄愤的渠道，他们的冤情也无处可诉。
吴国光，以前政府的咨询者和《人民日报》的社论作者，现在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政治学。他说："激发抗议有许多社会经济因素。例如说贫富差距和土地环境因素。但是大众愤怒主要是因为党政官员滥用权力。如果政府廉洁有效，情形会稳定得多。但是人民的观点是那些官员不想追求国家的利益，而是一味追求他们个人的利益，不管手段合法不合法。"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50年代熊本县的小镇水俣曾经发生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源头是工厂将水银化合物排放到了河床中。市民诉诸法律，得到了赔偿，政府执行了严格的新环境保护规定。
在中国，严重的工业污染很普遍。尽管有多少人因此死亡不是很清楚。但是地方政府经常站在工厂的一边，法庭上也偏袒污染者。
人民大学公共政策专家毛寿龙说："政府用的最多的是用行政手段构建他们所谓的'和谐社会'。这意味着让公安官员和上访者见面，或者强迫对这种事件应当负责的官员辞职。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也造成了其他问题。对于政府的依赖就更大了。行政负担更为沉重。政府成了消防员。从一个问题冲到另一个问题，但是真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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