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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斌余命案看大陆百姓的生存权
梁京
目前大陆的一些媒体正在对等待最后判决的王斌余命案展开讨论。王斌余是甘肃省的一个农民工。今年五月，因为急需用钱，向久拖工钱的工头讨要不得，积怨和愤怒爆发，竟将工头等四人刺死，一人刺伤。由于王斌余身世悲凉，案前并无犯罪倾向，同时又受过许多欺辱，引发了舆论的同情。于是，媒体就围绕著王斌余是否应免一死展开了讨论。
虽然争论双方无非是一方认为该杀，另一方认为不该杀，但就争论的深度而言，这一次超过了以往。认为该杀的一方当然首先是坚持，杀人偿命是依法办事，不能因为凶犯得到民意的同情就免其死罪。而认为不该杀的一方则不是简单地以民意为依据，而是指出，在法治成熟的国家里，民意事实上也在法律程序中获得体现。如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可能让因反抗不公正而伤害人命的犯人免于一死。更有人尖锐的指出，“合法”需要有社会的道德基础来支撑。言下之意，由于大陆民工受到严重的侮辱与伤害，因此，处死反抗不公正的王斌余，有悖于法治原则与道德原则一致的基本精神。
但是，正如《青年参考》的一位重要评论人王安所指出的，那些主张免王斌余一死的人，未免太脱离实际了。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在大陆现实的情景下，这样一个“仁慈”的判决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在存在如此普遍不公平的大陆，免除王斌余一死，就等于鼓励千千万万个王斌余去伤害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后果不堪设想。
我相信，多数人都会支持王安先生的判断，但是，他们是否也支持王安先生的主张呢？王安先生的主张是，要避免类似王斌余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根本的办法在于组织工会，民工通过工会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非常有意思的是，王安还特别指出，要想等到政府把收入水平调公平来解决王斌余们的问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要解决眼下的不公平，必须有工会这样的组织。
问题是，王安先生指出，要免王斌余一死，在大陆的现实背景下不具可操作性，那么，王安先生组织工会的主张，在大陆的现实背景下，又有多少可操作性呢？王安先生自己非常清楚，大陆当局对于乌克兰等前苏联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非常害怕，因此对于建立农民工工会这样的主张，恐怕很难听进去。因此，他在评论的结尾之处，用心良苦地向当局婉转进言。
王安指出，“王斌余们如果加入了工会，也许会出现更多的争执、官司罢工和火药味，社会效率也可能会降低。但是王斌余不会死，另四个人也不会死。而如果张斌余、李斌余也不忿，学了梁山好汉奔了水浒，对社会来说就不是降低效率的问题了。顺应大道理，解决大矛盾，总要付出代价。”
对于这样一番利国利民的大道理，大陆当局能听进去吗？我相信王安先生自己也未必有信心。不错，如果王斌余们都有了维权的工会，王斌余很可能不会去死，其他四个人也就不会死。但是，独霸权利的共产党却很可能要死。而这正是今天大陆问题的要害。
大陆当局应该清楚，今日大陆的社会不公正，每天都在大量杀人。矿难死亡，虽然对社会舆论震动比较大，但在数量上，仅仅是各种不公正所杀害的总数的一小部分。大陆当局最近透露，每年大陆因各种伤害事件死亡的总数高达八十馀万，超过死亡人口的百分之十，对一个处在和平状态的国家，如此高的伤害死亡极端不正常。许多人死亡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因为社会太不公平。你只要想一想，几百万矿工不仅没有安全保障，而且也没有健康保障。因此，死于矿难的人数其实比死于职业病和伤残的人数少很多，更多的矿工不是死于井下，而是井上。中国有一亿多其他岗位上的民工处于没有保障的状况。
最近，胡锦涛在访问加拿大时，再次搬出所谓生存权的滥调为大陆糟糕的人权记录辩护。而铁的事实是，缺少人权恰恰是大陆许多人失去生存权的直接原因。而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基本的权利，并不是因为大陆的经济不够发达，而是因为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剥夺了许多老百姓的生存权。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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