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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
这种文章对作者来说，首先是个讽刺。作者不反对文化研究，却从来反对“文化热”，反对“文化决定论”，尤其反对以文化解释中国、以文化强盛中国所谓“文化中国说”，可称“三反分子”。不幸为情面裹挟，每到年底就被拉到这种版面来“交卷”，而且恰好评论的就是这个“文化中国”！聊以自嘲同时又能破题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编辑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场，认为由这样的人来评论文化，既惩罚了他本人，也败败“文化中国”之“虚火”，一箭双雕，恶作剧也。
这样一来，我这里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罗万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来解释的次生现象，而且杂乱无章。虽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个大“口”的习惯，“科、教、文、卫”———还有一个“体”，一口一口地理出顺序。最后这个“体”，因篇幅不够，只剩下三言两语打发，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学界第一新闻，应该是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在上海一次会议上建议，改革现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纷纷对院士制度发难，批判现行制度仿行官本位，腐败丛生，水准下降，由此发生“院士制存废”争议。争议言犹在耳，出乎众人意料，人民日报12月23日报道：中国社科院将产生首批学部委员，社会科学也将设“院士”，今后每两年增选一次！
院士制来自欧洲法国。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于光绪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会见法国科学院院长斐索等人，无以名之，遂在日记中称“格致翰林”，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来。可见这一称呼，是按照科举制“套级”套过来的，一开始就散发着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气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议组成人员名衔，曾有“会员”、“院员”、“学侣”、“院侣”、“院士”多种选项。查竺可桢日记，当时有历史学家傅斯年提议，中国文化传统中，以“士”为雅为尊，不妨称“院士”，众人欣然接受。至此，这一外来学衔多少洗褪一点“官本位”遗传。
1981年5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议决学部委员制向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取齐。胡乔木担忧此举强化学部委员制而搁置“院士”制，遂于5月19日给中科院领导方毅、李昌写信：“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仿行“人文翰林”的由来。发信次年，胡乔木当选政治局委员，隔一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拟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国务院正式行文，在全国建立院士制度。从上述人民日报报道可见，胡乔木当年为社科、人文界预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终于实现。
这14年是科学界“院士制”从无到有的14年，也是从有口皆碑到众人诟病的14年。科学界相比社科人文界，历来风气较好，遴选标准也相对客观，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权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败坏，败坏到了连院士自己都无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况下，将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后者遴选标准游移不定，学科配置又散布于行政权力附近，一旦开选，将会出现多少“可惊可异之怪现状”？社科、人文是“五路大军”：高校、党校、军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门，泥沙俱下，鸡犬之声相闻，不可谓不壮观。
我这里且不说那些亦官亦文的“双肩挑”者，只说这个“鸡”。“鸡”者，“矮脚鸡”也，缘自善良人士曰：“此举将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大发展，结束后者低人一等的矮脚鸡状态”。诚然，“矮脚鸡”们在研究能力与人格尊严上并不低人一等，个别接近自然科学特征的学科，并不是不能赶上国际同行。但就整体言，“矮脚鸡”之所以“矮”，是远远落后于国际同行。现在当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国”，品种齐全，猗欤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国文化”，还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大发展”？不消再等“12年”，自会大白于天下。
二、贺卫方罢招，陈丹青请辞，张副部长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闻，以此三则较为抢眼，前两则经纸媒报道，引发网络热议，后一则先见之网络，后引至报端，舆论一面倒。
贺、陈二氏招针对的是公共课考试以及保荐直升制，直指高教领域两个核心制度环节，前者助长僵化，误人子弟；后者助长腐化，害人子弟。清华领导较为乖巧，以沉默应对。北大法学院负责人出来回应，却是个“淡化”，暗示罢招之举，是因为贺氏本人学科点“冷门”，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该负责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当事者，当初自我辩护曾抬出制度原因，赢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责他人，却化为个人因素，放过制度原因。这就是“文化中国”特色之一：每当有制度问题出现，要么是向上走，上升为形而上泛论，将问题“文化”化；要么是向下走，下坠为形而下个人影射，将问题“庸俗”化。最难坚持的是贴着问题讨论，紧盯着制度本身。贺、陈二氏白生气一场，后来是不了了之，果然再无下文。虽如此，此事也有积极意义。高教大跃进，普降甘霖，降下暴风骤雨般科研经费，先是人抢钱，后是钱抢人，很多人担心知识分子开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钱之手；在此形势下，居然冒出个罢招者贺卫方、辞职者陈丹青，虽是个别人，却让人看到了希望：金钱虽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5次发怒，勇气来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张保庆答网友问，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这是他发飙前奏。
8月29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张保庆放出从政生涯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点名斥责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实助学贷款，引起了公众巨大反响。这可能是1949年以来“条”上的部级干部第一次公开怒斥“块”上的省级衙门，不仅可为研究教育史的朋友录为珍贵史料，也可为研究中国改革的政治学朋友注意。
此后，张副部长意犹未尽，又即兴点评中国教育的乱收费问题：“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而高校乱收费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就“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情况及有关政策解读”与网友在线交流。张副部长披露：“这项政策是1999年开始试点，2000年开始展开，到现在接近6年了。六年来，国家助学贷款速度是慢的，六年来，我们总共累计贷出了123亿，有154万大学生受益。去年新机制政策调整之后，尽管我不满意，但是应该说到去年国家助学贷款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因为去年8月到现在，一年多一点，应该说贷出了52亿元，有15万元大学生受益。去年一年贷出了52亿元，过去多年累计下来是123亿元。”这个“123亿元”，很好记，对比中国一年公车消费总额“3000亿元”，则更好记。临行，他以具体数例驳斥阻滞“助学贷款”的借口“大学生还偿贷款诚信不够”，并对自己管辖下的高校开炮：“高校不承担助学贷款风险是行为不端！”2005年9月秋季开学，他的退休时间到了。现在，中国的许多贫困学生依然在为上大学发愁：“张爷爷退了，我们怎么办？”
教育成为中国的“国难”，已经说了多年，再说下去，当成“国哀”，说者自会觉得无趣。我这里只能就助学贷款专项问题，补充一个“陈爷爷”的故事。
作者在国外访问时，专业之外好读闲书，忽一日捧读陈立夫回忆录，眼前一亮。陈立夫说他为官一生，最为得意的“创新”就是这个“助学贷款”：抗战后期，他曾经担任过一届教育部长，当时，在四川后方读书的大学生多半交不起学费，嗷嗷待哺。他心生一计，以助学贷款的名义从重庆政府“骗”出一笔专款，资助这些穷学生完成学业，明知道这批贷款很多年后收不回，却有意为之。部长考虑是，这批专款肯定会有更大的报偿，其中一定会飞出一两个金凤凰。果然，50年代后期，接受这批贷款的大学生中出现了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这个“陈爷爷故事”，我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反驳杨振宁说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很成功，在文章中引用过，希望他不要忘记当年是怎样读出大学的。某报全文照登，惟独删去了这个“故事”。今再次引用，希望《冰点》编辑不再删略，也算我为张副部长送行？
三、儒学乎，儒教乎？
我曾将2004年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不幸一语成谶，“儒学”某一支今年开出“天价”，要把“儒学”发展为“儒教”，再将儒教发展为“国教”。相关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会堂发表《甲申文化宣言》，内容平淡无奇，只是地点选得好，引人侧视；
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因使用“脊续”一词，引发该词是否错别字争论；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愠”，以后用现代术语夹古汉语开骂批评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经患了精神上的失忆症（薛涌）或‘分裂症’（袁伟时）。前者惟西洋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为一黄皮肤白内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却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为一无种无姓无国家无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没心没脑，误国误民，乃国之大奸，国人鸣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郑家栋因多次带妇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羁押。案发后又起争论，有认为郑案乃个人触犯刑法，此事与儒学无关；有认为儒学并不是与伦理行为无涉的其他学科，恰好是伦理学，郑案对儒学伦理信誉大不利，犹如教会、教士之丑闻；
祭孔越演越烈，山东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礼；各地起而仿效，祭舜、祭尧、祭炎帝，随祭者众，颇有人气；
商界成立“中国国学俱乐部”，北大开办““乾元国学教室”，俗称老板班，年收费2．4万元。有好事者曰：儒学坐上“商务舱”；
国情专家康晓光发文，认民主、自由、宪政皆西来污染，当务之急不是民主与法治，也不是政体改革，而是寻得圣贤，仿行“仁政”；
紧锣密鼓处，终于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税种：全国收儒学遗产税，辅以强力措施种种，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至此，有“教义”、“教班”、“教学点”，还有“案例教学”，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国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国学纪盛”，挂一漏万，仅供一哂？
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学中人并非都这样。“学”不分东西，“儒”不分大小，但学无害。此外，对“五四”以来知识界缠绕文化争论，将制度问题改换为文化问题，屡兴大“热”，大“热”不止，颇感不耐，即使为胡适之发起，在下亦啧有烦言。昔有荆轲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荆轲，假荆轲，伪孔子也，俱为平面往复，当可一视同“仁”。如有秦王立其侧，可作第三者笑，这一笑，却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儒学”可敬的，“儒教”可忧的，倘有“国教”者，不管是谁的，都要反对的！
文化贵在民间，民间会堂多矣，不必居高而临下；如有意识形态真空，肉食者自会谋之；倘要忧天下，可行“素食主义”，不沾荤与腥，方为庶人敬。今若身居“国会山”，旁依众大款，起孔孟于九泉，能不涕零乎？
国教者，祸国之教也。放弃国教，或能长治久安，仿行国教，必起无数争乱。英国革命起因之一，即为双方争国教，争出个内战连连，血流飘杵。革命结束，立刻制定《宽容法》，禁止议会立法令臣民信仰统一。1787年美国费城宪法，是与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绑式公投”：国会无权立法干预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国有400年太平，美国有200年平静。揆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于一“统”日，正是孔孟蒙难时。诸公身经“文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儒学箴言，断不敢遗忘乎？
但凡文化遗产，有“传”亦有“统”。有“传”者无“统”，有“统”者无“传”，重“传”者不重“统”，重“统”者不重“传”，“传”乎？“统”乎？传“统”乎？能不慎乎？
四、高耀洁与批判知识分子“入世”
汉语的麻烦就在主谓不清。这个小标题后半截很容易被释读为“批判”那些赞成“入世”的知识分子；恰相反，是“批判型”知识分子也在闹“入世”，由此与卫生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中国抗艾第一人高耀洁教授，闹出一段别扭。本年度卫生新闻很多，坊间有说：“食物基本有毒，医生基本无用”。550万元的天价医疗费也开出了。但有“文化含量”者，笔者孤陋寡闻，只找到这么一件，或可细说。
事发于高耀洁发表声明，已获“全球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却又拒绝提名。传媒报道甚多，海外媒体如香港及加拿大也有反映。但站在客观、中性立场上全面报道还是见之于《望东方周刊》（11月10日），现据此摘要如下：
缘起：发起方“联会”，总部设瑞士。该“联会”主旨是要为“诺贝尔和平奖评审会”上报三位提名人。香港岭南大学刘健芝为“联会”中国及蒙古地区统筹人。韩少功等知名作家均应邀担任评委，《读书》杂志10月份做了一个专题。8月2日，高耀洁收到刘健芝等来信，祝贺她入选“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通知她12月份在昆明召开一次108位获提名妇女的交流会，因经费不足，询问她是否有能力并乐意赞助一些经济紧张的妇女出席会议。
“一项评选活动为什么要向被提名者要钱？”高耀洁立起疑窦。自投身抗艾以来，老人始终为两个方面困扰：地方官府打压，民间骗子包围。遂写信给“联会”大陆地区联络人韩晓宁，一开始还是“婉拒”：以身体不好为由申请退出。韩晓宁回复说，名单已经上报瑞士“联会”，不可退。见“退出权”被剥夺，老人不得不将此事公诸于网络，争议遂起。
疑点：韩晓宁的单位身份涉嫌造假；被提名者真实身份也受质疑；参与评选工作的“志愿者”成为“入选者”；列名评委者并未参加评选，只是在寄来的名单上画圈；最后是经费花销可疑，却不向质询者公布账目，等等。
批评：媒体曝光后，《东方早报》发表王晓渔署名评论，指出这一活动是由南北两家批判型知识分子杂志做舆论推动，这就是“批判知识分子”这一称呼之由来：
2004年第4期《天涯》杂志刊登了“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专题”，2005年10月号《读书》杂志不仅推出刘健芝、戴锦华、陈顺馨的三篇文章，“编辑手记”还对此做出高度评价：当争评活动将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了这个世界里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吗？这的确是“寻常中闪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惟一真实的希望！惟一、真实、希望，这三个词语把“争评活动”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其他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无用功”，只有他（她）们的这个活动才有价值。
《天涯》前社长韩少功、《读书》主编汪晖均为大陆地区的“举荐与顾问委员会”成员（AdvisoryCommitteeForRecommendations）。获得提名的名单，还包括前《读书》总编辑董秀玉。或许会有人认为，董秀玉获得提名，《读书》杂志应该回避，不再介入这项活动。我对此不愿深究，所谓“举贤不避亲”，一向是中国的传统美德。
仅此可能还构不成“闹剧”一说。让人不解的是，王安忆女士早在7月份便在报纸上明确否认获得提名的消息，称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通知。10月10日，在新语丝网站，也刊出高耀洁教授再次声明退出所谓“全球千名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录音整理稿，称这种活动基本是“一场骗局或闹剧”。更为匪夷所思的是，该活动的大陆地区联络人居然告诉高耀洁名单已经向全球公布，提名无法退出。时至今日，在该活动的主页（www．1000peacewomen．org）上，王安忆和高耀洁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即使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权拒绝领奖。但是，一个由批判知识分子负责组织的活动，居然无视被提名者的意愿，强行“绑架”她们参与这个活动，不知道《读书》编辑在什么意义上认为这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动对于什么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
回应：针对上述程序性质疑，《读书》主编汪晖发表《现实的幻想与幻想的现实》一文：
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才是你的“现实”？从文章的逻辑来看，他能够回答的大概除了最为现实的“秩序”，就是维护这个“秩序”的“程序”！
这样的指控本不值得回应，但这个争评活动的意义却值得澄清。在我看来，这个活动的真正意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得奖”，而是呈现与这个秩序及其程序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故事；这些文章从一开始就不是要表彰什么伟大人物，而是为了让那些一心要维护这些创造伟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去维护这个现实及其秩序，而是要让这个最为现实的秩序及其程序暴露出它的虚幻性。
然而，在围绕这个活动的争论之中，惟独听不到的是对诺贝尔和平奖及其结果的讨论和质疑。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我们没有听到这些论者的评论，大约很安心。在那一期的编辑手记中，我说过我从根本上怀疑这个奖的意义———这并不是对所有候选人的怀疑，而是对和平奖所代表的‘和平’概念的怀疑（以下是对巴拉迪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获奖的质疑，因篇幅较长，此处从略）。
在对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识分子”为“超级幻想”的人的确站在两个世界里。这次评奖活动及其引发的争议正好构成了一个事件：如果这个事件能够让那些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人、声音、故事在这个片刻展现出来，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些扰嚷之声所要维护的秩序是多么的不真实———那不是肥沃的泥土，而是长不出和平之树的灰尘。
尾声：汪文发表后，有读者继续质疑，并联想到2001年“长江读书奖”几乎是同样的人发生同样的程序性问题，“历史何其相似”？也有两边劝和，但也指出汪文不该回避程序问题，转移视线。“长久以来被压抑的人”高耀洁女士，顽强发出她的“声音”：
我只希望组织者能够正面地、直接地对下列疑问做出回应：一、公布活动期间所有收支账目，如果属于公益活动，这是活动的义务之一；二、公布投票过程，究竟哪些评委参与了投票，哪些以书面形式提交，哪些根本没有参与；三、公布评选过程中两名因被多次提名而退出评委成为入选者的姓名。
我希望汪晖、刘健芝等人不要再高谈该活动的伟大意义，因为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是，假借公益活动的崇高名义，却干着追名逐利的勾当，这样的例子现在又何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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