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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官僚垄断的中国改革
日期:2/11/2006 来源:亚洲周刊 作者:袁剑

袁剑


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赎买精英阶层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机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及历史动力。

(作者)袁剑:中国著名财经评论员。曾担任《价值》杂志主笔,现任财经杂志《董事会》运行主编,着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

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七年。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二七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怕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三亿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了解,改革这个字眼,对于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施予的神奇感召力量了。对于我们,改革与「创世记」同义。参与改革,就是参与那个开天辟地的一周。在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几代人的一种精神想像,也是现实中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术,其所到之处,「光」有了,「水」有了,彷佛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渐次生成。在那个时候,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定要为这一段改革时光赋予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会毫不犹豫称其为「光荣改革」时期。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然而,以八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端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自此之后,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八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属性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我们无法详尽解析这种改革蜕变的历史秘密。简短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官僚依赖路径所造成的。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既如此,牺牲核心圈之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九年代初期,就不断开端有社会群体被抛离这行改革快车之外。当时间或流传出的各种「下岗工人自杀」的类似寓言版本,传达出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四处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开端直接威胁改革的另一个前提:稳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即所谓做大馅饼,就成为中国政治中压倒一切的目标。

在中国战略家们那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信念:经济增长可以将我们渡向彼岸。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不断扩大的财富基础,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腾出手来,解决转型中积压下来的各种问题。按照一句经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显然,斤斤计较于「效率」的策士们忘记了凯恩斯曾经暗示过的这样一条更「硬」的道理:从长期看,真正的增长只能是正义的产物,公正即效率。

所以,对于中国那些偏执的改革家来说,只要有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哪怕再短视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出台。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属性、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年代中期之后开端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广泛的货币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愈益狭窄。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端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经济增长;越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越是要发力推动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改革;而越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不稳定。自此,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一种赎买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它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无情剥夺的民众。

改革的支持基础日益削弱,从八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国「光荣改革」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原载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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