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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
*背景简述*
前次报道了，参与接力绝食并担任义工的艾滋病方面的民间社会工作者、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2月16日在被软禁中突然失踪。此后，家人多次询问监控胡佳的公安机关及各有关部门，各方面都否认知道胡佳去向。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向各方面说明胡佳有病，每天需服药，请求追查胡佳去向，转送药品，不但没人受理，而且被告知，家人若知道胡佳去向，须向有关方面报告。
曾金燕向派出所报案，一直没有回音。
胡佳自述在被绑架后的第四十一天下午，公安人员押他上车，蒙上黑头套，行车至离他家步行一小时远的地方，放他下车回家。
胡佳获释后，身体一直不太好，三周后住进了北京地坛医院。
*胡佳近况*
胡佳住院一个多星期后，我再次采访他，先询问他的病情和诊断治疗方面的情况。
胡佳说：“一个星期以来，在作各种各样的检测。原先判断是‘早期肝硬化’，但今天医生正式跟我讲，就是‘肝硬化’，不再说‘早期’了。医生说‘这是不可逆的。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病情不让它恶化，因为现在肝已经受到相当大的伤害，剩余的这部分功能，如果不恶化，还能够供你生活工作，但是仅限于不太劳累、不动气，营养要好的状态下。如果你没有严格的对自我的生活各方面整理约束的话，那就很困难。’”
问：“除了您刚才讲的注意保养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治疗？”
答：“医生确定必须进行抗病毒治疗。不论是艾滋病还是乙肝，相对疗效比较好的都是掌握在西方大型制药公司的那种专利保护药物，需要吃进口的药物。而进口的药并不列入中国的‘社会保险’。我‘上’的这个叫‘社保’嘛。
其实对我来讲主要面临的问题，一是将要终身服药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无论到哪里去旅行、去工作都要带着这个药物。还有就是长期服药，为抗病毒药物每月要有固定支出。”
问：“每月单为抗病毒药大概支出多少钱？”
答：“两种选择：一个叫‘拉密呋定’（音），一个叫‘代叮’（音）。都是比较成熟的抗病毒’药物，也算是价格相对低廉的。‘拉密呋定’，大体价格会在每月一千元钱以内；但‘代叮’效果稍比‘拉密呋定’强一些，药价大概每个月要超过一千两百元钱。”
*志愿者胡佳的困境*
很多人知道，近些年，胡佳先生几度是以“志愿者”身份从事民间社会工作的，现在也是如此。
我问胡佳先生：“在您作‘志愿者’期间，经济上是怎样支持自己的生活和各方面需要呢？”
答：“实际上，我在2003年离开我以前工作的机构‘爱知行’以后，就再也没有工资了，完全是志愿性服务，偶尔有少量稿费。有时候，朋友给我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我基本上都用在去河南的考察，或者给那些孤儿了。
所以说，我自己的生活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我父母（‘社保’也是父母从多年前开始为我买的），‘社保’以外的支出，包括像住院的床位费、饮食、营养啊这些方面，等于又是压在我父母、年迈的两位七旬老人的肩头。真的是有些惭愧。
（长叹）啊。。。。。。就算是‘忠孝不能两全’，但是我如果一生没有尽好这个孝道的话，一生也不能够安心。我妈妈说，她能送我到什么时候，就送我到什么时候。这个话，哎呀！我心里面听得真是很内疚。”
胡佳也谈到他的新婚妻子曾金燕。在胡佳被绑架的日子里，曾金燕在网上发布消息向社会各方面呼救。
胡佳说：“金燕本来就做两份工作，一个是企业里边养家糊口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我们那个‘爱源’，这个艾滋病民间组织的工作。所以，她成天都是很累的。我真觉得，她那么年轻，二十二岁，去年才从大学毕业的，这个女孩子因为嫁给了我，不用‘衰老’这个词，但是可以说她憔悴得很厉害。
我把这个病治到一定的程度，能够出院，能够工作的话，我希望未来的事业能和我一定的职业相结合，能负担自己的哪怕是吃饭、穿衣、治疗。”
*被跟踪监控的住院病人*
问：“现在在医院里，除了治疗以外，您还做些什么事呢？”
答：“我现在是上不了网的。但是，外界朋友有时候来看望我，或者是来电话，我还是对外界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跟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进步、也包括人权侵害的事件有关的事情，还是很关注的。”
问：“现在警方还跟踪您吗？”
答：“他们一般是在地坛医院门口，两辆车，八个小伙子坐在里边，有时候也有女孩。
今天我看到他们有人进来了，跑到离我病房十几米远的地方，正好我从病房里出来。他看到我就马上转过头，不好意思地走了。因为他是戴那种单耳黑色耳机，戴着口罩，他们比较恐惧这个传染病。我觉得他们到我病房附近来，可能是因为昨天下午我跟高智晟律师在一起呆了一下午，高律师一家三口和我一起聊天。可以看到外边的阵势，跟着高律师来的那些保镖们，离得很远，在那边盯着。”
胡佳说，一年多以前，由于他被跟踪，耽误过住院治疗。
他说：“我其实早在2004年11月就已经接到过一次地坛医院的住院通知单。当时我的‘转氨酶’将近五百，比这次还要高。那次也是感觉特别难受。我第二天就要来住院，连续被软禁了几天，所以住院治疗的机会就被公安部门，尤其是国保部门给耽误了。”
*寻求法律援助*
前几天，去看望过胡佳先生的高智晟律师说：“胡佳的身体目前很糟，表面看也瘦了很多。确实他的病的前景还是令人很担忧。”
胡佳先生表示，对于被绑架和软禁，他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有关部门。
胡佳说：“我在里边（今年2月16日被绑架至3月28日被秘密羁押期间）的时候就想过，我出来一定要起诉他们，这一次绝对不能再落空了，因为去年我就有一百二十六天被软禁、监控。齐志勇、李海这些朋友都跟我差不多。我们也几次商量过，这些数据我们要自己记下来，统计出来，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然后我们用什么方法起诉他们。但是最后大家都为各自的工作忙，把这个事情延误过去了。
这次，和我性质一样，老齐（齐志勇）也是被绑架走的。而且他作为一个残疾人，那些人对他的手段也毫不客气。他在里边，跟我一样，都曾经用过几乎是自残的形式，想要去解脱、想要获得自由。
我觉得，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起诉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是为了所有付出代价的人，包括我妻子、家人、朋友，也包括像老齐、像另外的那些，比如欧阳小戎啊，这样一圈朋友，我们都遭到这种同样性质的绑架、羁押，还有因这样的事件受到波及的朋友。
这次作为我个人来讲，‘取证’的方法太困难了。因为他们做了非常严密的准备，创造了一种所谓‘没有其他目击者’。所有的几十名目击者全都是直接参与绑架的，都是警察，或者和警务有关的工作人员。住的地方，一些服务人员也被警方警告，要严密地否认在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曾经看到过我，曾经有公安部门在这里包过房间。
所以说，找不到人证，也找不到物证。
临走的那一天在我身上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不让我留下任何物证。
送我回去的过程，仍然是给我戴了个黑头套，开车转了有四十多分钟，还把我放在离我家有一个小时（步行）路程的地方，让我走回去，不能让第三人证在场。即便是这样，我也要去起诉他们。
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跟他们的折磨、刺激、里边的非人道作法直接相关的。”
胡佳的太太，曾金燕说：“这种精神上的伤害其实对他是相当大，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折磨，他身体上受的伤害更是明显。”
胡佳：“如果法院、检察院不给立案的话，那我还要申请调查，调查我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些警察当时在做什么？
我也同时的确希望法律界的朋友用他们的经验和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再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不吝赐教给我，我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一点，将来不管是哪一个人真正来帮我打这个官司，也可以减轻那位律师一个人的负担。”
*高智晟律师谈胡佳和他被绑架事件*
高智晟律师说：“胡佳的被绑架是众所尽知，而绑架胡佳者也是众所尽知。
一个有政府的社会，公民遭到了具体侵害的时候，他可以向政府求救。而胡佳这样的侵害就来源于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实和它的沉重。
绑架胡佳这样的中国人，是一大丑闻。由于这样的绑架竟是自己的政府，则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丑闻。这是意大利一位朋友在电话里说过的一句话。
胡佳是中国少有的良心人士之一。他以坚忍和他的真爱，为深陷人生灾难的中国艾滋病患者赢得了关爱。架起了外部世界直面中国艾滋病病势蔓延、以及对许许多多个体患者这种悲惨命运关注的桥梁，所以我对胡佳深怀敬意。他有一种献身的精神，具有一种执着的精神。”
*高耀洁医生谈胡佳*
与胡佳共过事，被誉为中国‘民间防治艾滋病第一人’的即将八十岁的高耀洁医生，在河南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
高耀洁医生说起胡佳：“我在4月5日见胡佳，胡佳很不像样子，瘦得像小鬼，像个病孩子。”
问：“您知道他被绑架的事情吗？”
答：“知道。”
问：“4月5日他刚刚出来一个星期。”
答：“对。胡佳这个孩子啊，是个好孩子。胡佳很爱国，胡佳也很爱我们的民族。他在救艾滋病人身上做了很多工作。
胡佳很有正义感，他看不惯不平的事情。但是胡佳的缺点是，感情很丰富，感情用事，不管什么事情都管。
譬如有一天，胡佳还有很多人去吃饭。他看见‘扶贫’的人大吃大喝，他们就议论‘他们把公家的钱都吃了。。。’。”
问：“在艾滋病的关怀方面，您所知道胡佳都做了些什么？”
答：“胡佳做的第一个是宣传。因为，在中国艾滋病与国外不一样，中国是血传播，卖血，卖出去的血，给人输血，而且全国性都是卖血输血传播艾滋病。胡佳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比较深。
可是政府总是说是‘吸毒传播、性传播’，所以在这方面是个矛盾，跟我也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矛盾。我认为性传播是有，吸毒传播也有，但是主要的是血传播。
现在我知道中国大多数艾滋病人还是被淹没在人海中，不被人知道。而且现在输血的人发病以后，很分散，很难掌握。
他们三个人做了很多工作。一个万延海，一个李丹，一个胡佳。他们是真正做工作的。我们这大陆啊，有很多人是拿着‘救济艾滋病’骗钱的，发洋财的，发爱滋财的。
胡佳不是，胡佳是他妈妈给他钱。
我老伴临死的时候还问‘胡佳找到没有？’
我说‘找到了，胡佳找回来了’。
我老伴叫郭明久。4月10日死的，活了八十岁。他一直关注胡佳。
胡佳是个人才，胡佳也是个好人。去年一年被关了四次，我现在希望他能把身体保养好，能很好地工作。”
问：“您对他被绑架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答：“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包括我本人的处境也非常恶劣。”
*胡平先生评胡佳被绑架事件*
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就胡佳先生被绑架事件发表谈话。
胡平说：“我觉得胡佳这次被绑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必须给这个事情以足够的重视。
近几年来，我们知道中共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镇压手段变化多端。除了动用正规的司法、军警之外，假借法律的名义进行惩罚之外，还动用了很多流氓式的、黑社会式的手法，像近来对人进行骚扰、监控，甚至制造一些人为的车祸等等。
这次绑架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发生的。
把胡佳绑架那么久，外界，包括他的妻子一点音信都不知道。而且，当曾金燕去向有关方面询问的时候，对方都是一问三不知。恰恰被问的人，正好就是看着胡佳的人，这些人就可以这麽公然撒谎。
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胡佳被绑架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非常紧张，想到会不会胡佳都已经被他们下了毒手，如果已经下了毒手，那现在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要去找一些犯罪的痕迹恐怕都被掩盖掉了，进一步追查就变得非常困难。当然，最后我们也跟曾金燕建议，给布什总统写封信，要趁着胡锦涛访美这个时机。后来，在她正准备写这封信的时候，胡佳就被放回来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感到特别愤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局运用这种手法厚颜无耻，看起来最后人还是回来了，但在那里受了很多很多的折磨，包括胡佳又有病，连药都不让带，也不让给他送去。。。包括给胡佳、曾金燕他们双方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
当局这种作法，今后可以不断地重复。因为很多人见到人回来了，好像事情就算了结了，就好像松了一口气，反而缺少一种强烈的抗议。它不像把一个人抓了，而且判刑了，在外界可以引起很强的反应；可像过去这样子，对你在家里进行监控、骚扰，甚至给你生命带来一些威胁，像这次绑架，因为当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外界不怎么好说话，等到最后看来，好像又没有什么事情，外界倒松一口气，就把这些当事人所受到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淡淡地放过去了。
第二，像这种事情重复久了，也可能造成‘狼来了’的效果。因为开头大家都很担心，会以为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一看后来人还是回来了。再出现类似的事情，谁又失踪了，反而会放松，以为无非就是重演原来的故事，不太去在意。那这么一来，如果出现更严重的后果，那恐怕就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国内的、国外的维权人士都要高度注意，这种法律之外采取的种种恶劣的惩罚手段，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表达我们抗议的声音，想办法把它制止住，那不但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痛苦，而且会造成很普偏的威胁。
问题是，像这一类事情发生那么多起，应该要求赔偿，不能好像抓了白抓，只要放了就算完。”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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