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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40年 知情人反思心路
日期:5/20/2006 来源:大纪元 作者:大纪元


文革中的一个镜头(AFP/Getty Images)
文革40年 知情人反思心路

大纪元记者吴雪儿、许珀珩香港报导/1966年5月16日,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当天,《五一六通知》标志中国文革的爆发。中共在夺权前后,整风运动不断,然而最大面积,及最灾难性的一次运动要数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最彻底的催残和扭曲。中共政权通过文革灾难,完成塑造现代中国人扭曲思想和心灵的最后一步。价值的重塑,形成一套的党文化,取代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中国人天赋、原始纯朴本质被严重地压抑着。

文革后,运动风气暂援告一段落,但中共对中华民族的监视从来没有松懈过,压根儿不让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纯真本性丝毫露出端倪;“六四”学生为民主自由理想的争取,以及接下10年后出现众多民众对“真、善、忍”的追求都遇到中共政权残酷的打压。

曾在文革期间撰写《出身论》一文而遭杀害的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在最近美国举行的“文革40周年纽约国际研讨会”上曾说过:“让受害者忘掉‘文革’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不想,忘掉文革对谁有利?毫无疑问,施害者最希望受害者得健忘症……禁止受害人对受害经历的纪念,就正如王友琴女士所说的,那是‘不正义的延续’。”

1968年底,毛泽东宣布解散红卫兵,结束暴力斗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青年卷起铺盖,开始艰苦的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的过程。中国青年的流放历经了10年以上。一些人到现在还呆留农村。(AFP/Getty Images)

情绪被利用将批斗合理化

《文革受难者》一书的作者王友琴在谈到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的心路历程时,引用了老舍自述的一段话,形容他如何在被煽动的情绪下,把批斗地主的行为合理化:“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王友琴说:“从他(老舍)的自述中,我们看得到人的从众心理怎么被利用,人的仇恨怎么被煽动起来,人的暴力行动怎么被合理化。这显然也是为什么15年后的斗争会还是用相同的模式组织进行的原因。”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在文革发生时只有16岁,当年是一位红卫兵,“属于第2、第3波(即反动派)”,是毛泽东强烈的拥护者。

他说自己当年“没有资格斗人”:“如果我是高干子弟出身我也去斗人。我们都是被共产党洗脑,觉得斗人是光荣的事情;是革命的事情。”不过,他还是有过斗人的经验,被批斗的对象是其班主任,姓杨,很年青,而且是党员。当时这位杨姓老师给党执部提意见,结果党执部派人,带着高年级班的高干子弟来串连,他也跟着斗。他说,事后他深感抱歉,并向该位老师道歉,那位老师也原谅了他,表示,明白是党执部要搞他,宋永毅也只是跟班而已。

宋永毅形容文革是一件非常态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他说,文革是反文化的、反人类的(他相信文革中至少200到300万人被杀死)。宋永毅指文革把中国长存的道德破坏;煽动儿子斗老子、互相揭发等。他说,人们的行为是共产党的洗脑的后果,整个社会提倡的是阶级斗争,那些人都很幼稚,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当时他们觉得是很伟大的事业。

宋永毅说,在文革中“年青人的青春会被这个专制的恶魔所吞噬、浪费。文革开始时我16岁,文革结束时,我是26岁,(在我的)黄金时代,我有5年半在监狱里渡过;10年中间,只有几年是马马虎虎有自由,6年都是没有自由。”

红卫兵运动是当年文革的特殊社会产物,他们激情和盲目的投入加剧了文革的破坏性。很多参与那场运动的人士现在都表示对他们当年的狂热不堪回首。(AFP/Getty Images)

毛泽东的呼吁,鼓动了数以百万计的激进年轻人成为红卫兵,展开武斗,致使全中国陷入动乱之中。(AFP/Getty Images)

中国人真正在水深火热中

他又告诉了记者他自己亲身体验、关于文革的“一个笑话”,他说:“我们当时接受的教育是说全世界的人有三分之一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等待着我们去解放,美国的黑人在街头都是敖敖待哺、倒毙街头,但我到了美国看到跟本不是那么回事,美国人都生活得很好。结果实际上这三分之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中国人民!但那个时候是相信的。”

文革中让宋永毅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于1970被抓,因68年组织地下读书会,读一些欧美的翻译作品:“我们有一个同学被抓,把地下读书会供出来。我就被迫上了几个月封闭式学习班,把你关到很远的、偏僻的仓库里,用10个人天天斗,要交待。”

反思结论是改变专制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说:“对文革的反思非常重要;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一件大事,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中共当局方面当然对这件事闭幕如深,因为文革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反思文革都是是得出一个结论——必需要改变中共的一党专政。”

胡平说,反思文革是对历史负责。文革时期的年青人像他自己,现在已快60了,如果文革的重要史实不尽快纳入民族的集体记忆,那可能就被淹末、失传,就意味着千千万万人的痛苦、牺牲也都付诸东流。

胡平又说,毛泽东和文革是分不开的,也只有在一党专制下才能做出这种事。所以反思文革的意义:“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党专制的罪恶和进一步体会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启发人投身到自由民主化的抗争中来。”

文革使原来中共党内排名第6的林彪一跃成为中国的副统帅,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AFP/Getty Images)

关于文革对中国的影响,胡平说:“文革对中国的历史影响非常大,对教育的破坏——当时打老师,几乎发生在每一间中小学校,很多老师被打死,中国人讲尊师重道。小时候长辈对老师都是很躬敬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一个几千年来都重视教师的国度,化成这种百份之百打老师的状况……这不是文革唯一的大罪恶,但单单这一点,它发生在文革,和过去很长时间共产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所以它会在文革中爆发,表现出来。单单这一点就知道中共的一党专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何等大的摧残;给年青一辈带来的毒害是多么深重。”

文革残害中国人心灵

胡平又提到文革中一个普遍现象:“每个家庭都可以见到的分裂和斗争,中国传统重视家庭关系,是重视天伦亲戚的民族。文革对中国人的心灵,及道德传统的伤害。对生命的不尊重,在革命中死了多少人,而且那些批斗会和一般人想象的批判会是完全不一样,一般无非是动一动嘴或笔,文革中批斗会的野蛮和对被批判对象人格的侮辱,以至肉体上蹂躏,在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对民族心灵的摧残,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胡平说,类似延安整风的运动不断,一直都存在中共的历史存在着,而文革把这些运动带到顶点。他认为,文革是中共历史中最激烈的运动,因为它牵涉人数之多,而文革时间之长,在整个运动中反反覆覆:“今天那派得势便打倒这一派,明天这派得势就打倒那一派,对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当年下乡去过很多乡村的地方,这些地方对于改朝换代也不清楚,而文革却去到那边去了,可以想象影响是多么大面积。”

对世界造成负面影响

此外,文革也对世界造成了相当的影响,那是负面的、非常恶劣的。当时包括一些西方人,由于他们不了解文革的真相,有些年青人随毛泽东提出的“造反有理”,也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胡平提到,文革结束后,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被抓,中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让人精神振奋的复兴,80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和强烈的对民主的追求,接着发生89年那么大规模的民主争取也是很少见的。

89民运后,中国人再度变得消沉,胡平分析说:“89年民运,中共再进行屠杀,很多人感到恐惧,加上在这之前共产党长期的统治,做成了人心区分不开,单单是一场屠杀不可能造成那么强烈的消极后果,(当年出现的争取)民主(运动)本来就是带着病的,那么好不容易,刚刚有一个很短时间恢复时期,结果又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老病加新病,刚刚恢复人性复苏的萌芽,又被搓掉。人民普遍变得非常消沉,玩世不躬,对政治,对别人的不关心,只管自己的发财,冷漠;对他人遭受到痛苦不闻不问。”

胡平指出,最近在纽约举行了3天关于文革的会议,发言的人和一般的听众都非常活跃。他说:“我们在海外华人社区各种活动中,只要是讨论文革,吸引的人数一般是最多的,讨论也是最热烈的,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文革的,都表现出很强烈的关切。”

华人讨论让中共恐惧

他认为,海外华人对文革的热烈反应,解释了为何中共政权禁谈文革:“现在在中国,当局知道如果不压制对文革的讨论,对文革真相的挖掘、清理,和对文革教训的反思,造成很大的声势,这是令当局感到恐惧的一面。”

胡平认为,很多人不是不再关心如文革、“六四”的事情,而是很多人有一种无力感、很无奈,觉得每次参加后,事情都没有变化,对自已参加能起多大作用就怀疑,然后就放弃了。

他说:“和共产党抗争是需要我们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从每一个人做起,自动参加每一项活动,对别人是一种示范。对于我们现在还关心的人,要互相鼓励,坚信共产党的统治是不长久的,人间还是有公理的……只要关于文革的讨论能冲破共产党的压制,成为国家民族的公共话题,这将会吸引到年轻一代的关心。文革是一件重大事件,是值得年轻人去关心和了解的。”

在《五一六通知》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先声夺人,有意识地抬高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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