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六四”17周年前夕答法国解放报记者问 
 
鲍彤 


2006年6月2日

问：当“六四”17周年来临之际，您有什么感想?


答：六四和文革是同一片土壤的产物。十七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改變這片土壤，使六四和文革這種人類的悲劇不再重演。


问：上世纪80年代当年您同赵紫阳一起，想把中国的政治引导到何处？


答：中国应该享受普世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它全面接轨。经济改革是为了接轨，政治改革也是为了接轨。


问：您认为一人一票实行选举的民主制度究竟是否适合中国？您能不能就此作出解释？


答：按照中共中央领导人目前的观点，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这些“先锋队”中的“先锋队”，“特殊材料”中的“特殊材料”，現在也尚未具备自由选举总书记的條件。根据同一逻辑，即使一千年后或者几千年后，即使全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和对党的忠诚，统统都提高到今天中共中央委员的程度，中国也仍然不配实行有竞争有选择的普选制度。但是我知道，早在上世紀的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中共中央就认为蔣介石还政于民、实行普选的条件早已成熟。因此，我並不像那几位领导人那样悲观。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來看：对社会来说，普选不会比腐败造成更沉重的负担。 建立民主制度，不会比维持专制制度需要动用更庞大的军队。大陆老百姓的智商，大概和台湾老百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问：您如何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统治制度？中国已经不剩下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了，更不要说共产主义了，是不是中国竟像一个极右的独裁资本主义，而不是装扮成的社会主义? 它的独特性是其他体系不可比的，是吗？


答：中国並沒有发明什么独特的制度，无非把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已。至于“社会主义”，我不认为毛泽东模式或斯大林模式那种统制经济（econom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的味道。中国从来没有搞过什么社会主义，尽管它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最响亮的口号。


问：执政的共产党从经济的成功当中得到了执政的合法性，许多中国人说没有现在的集权主义体系就不会有经济上的成功，因为中国会在民主制度下陷入动乱。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国和日本也出现过经济飞速崛起的奇跡，並且给他们的财阀和政客帶來了幸福。身臨其境的德國和日本的人民最清楚：当他們丟掉法西斯主义转入民主社会的时候，他們的经济生活到底是“搞乱”了，还是走上正轨了。这个问题問題最好请他們來回答。


问：目前中国还有没有民主派试图从体制内部改变这个制度呢？


答：毛泽东说过一句正确的话：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相信这句话包含着他的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哲理。


问：中国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是否会给中国的政府带来政权的不稳定？

答：是的。中国的腐败，造成了基尼系数直线上升，贫富鸿沟迅速扩大。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对老百姓，对统治者，对弱势群体，对暴发户，对中国，对国际社会，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问：您是否担心中国会走向极端的国家主义？


答：以“爱国主义”为名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日益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值得引起人们密切关注。


问：如果当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再次发生，您是否认为现政府会再像1989年那样采取武力镇压？


答：目前我看不到再次出现大天安门事件的迹象，但小天安门事件此起彼伏，没有断过。这种事件的正式名称是民众维权事件。官方的态度是软硬兼施，把维权的民众压下去，其中仍然并不排除使用军队武力镇压。广东汕尾市东洲村开枪打死维权民众，就是新近的又一恶例。进入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因为官方的侵权行为愈演愈烈，民众维权行动越来越多。去年全国发生了八万多起，平均每五分钟一起，人数从数十到数百、数千不等。维护弱势群体当年是共产党的宗旨。否则的話，要共产党干什么？共产党是靠支持民众维权起家的。现在的中国真正进入了民众维权的时代，共产党应该为之欢呼。中国社会将通过民众维权而进步，而告别专制制度，而进入人类文明。——我的这些话，没有任何新意，只是复述了几十年前我加入共产党时的良心和原则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