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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综合报道）今年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忌，日历翻开到30年前的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6秒，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在唐山市的地壳下12公里处，长期集聚在这里的巨大能量聚然爆发，相当于800吨黄色炸药在城市底下猛烈爆炸，一场人类史上堪为最惨烈的地震灾难降临到唐山及周边地区的百姓头上；转眼间唐山市区变成一片废墟，68万间民用建筑几乎全部震毁，242419人丧生。
此外，280多公里柏油路被严重破坏，71座大、中型桥梁、160座小型桥梁、1千余个道路涵洞塌陷垮裂，至天津、北京、东北和沿海的主要公路干线路基塌陷或出现裂缝；公路交通基本断绝；东西铁路干线被切断，京沈铁路瘫痪。开滦煤矿因断电瘫痪，井下积水1.5亿吨，38万米巷道被淹机电设备三万多台，350万平方米的建筑几乎全部倒塌。
唐山大地震给太多的唐山人留下了创痛，然而仍让人震惊的是，震前，开滦马家河矿地震台、北京市地震队、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等三家地震监测网都已准确的监测到了这次大地震。这三家单位都及时的向国家地震局紧急汇报，可是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中共高层的重视。马希融、耿庆国、汪成民、杨友宸等四位地震监测骨干冒死进谏，可是他们的意见也如泥牛入海，无声无息了。更令人不解的是，在大地震即将爆发的当口，唐山市地震监测骨干杨友宸被中共突然调去干校劳动改造。唐山至关重要的地震监测岗位只剩下两个业务不熟的人值班。
而当年创造了无一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县长冉广岐，非但没有得到表彰和提升，反而被禁口29年。张庆洲今年初出版的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揭开了唐山大地震背后鲜为人知的一幕又一幕......
缘起：一个匿名电话
张庆洲有一个理想，就是探寻和还原当年那场地震灾难。1996年，张庆洲描写唐山地震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电话。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信息，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同时给张庆洲提供了进一步调查的线索---“你可以去找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宸。”此后，张庆洲从杨友宸开始，一步步接近事件的核心。
张找到了这位叫杨友宸的老人，杨时任唐山地震办公室主任，是当年地震界颇有名气的“唐山杨”，负责构建当年唐山地区庞大地震监测网络。
1976年初，杨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7、8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5月，杨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
杨后来找到市委书记，书记指示一个副市长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最后该副市长拍板说，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尚早，继续观察。
这次不准记录不准传达的会议结束后，杨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干校“改造世界观”。临走前杨偷偷告诉家人一些应对地震的知识，他的妻儿后来被压在砖石堆里，牢记他的叮嘱保留了体力，被成功刨出。
杨后来回忆说，他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他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而被镇压的坏分子。“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地震的，24万人都是被冤死的。”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痛哭失声。
被冷遇的震前预报
当年唐山地震监测网的工作人员中，张庆洲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人，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有9小时。
北京监测到各种异常
地震前的最后一个傍晚，与马希融一样焦急的还有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
耿庆国向记者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那段经历，情绪依然激动。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可是到了21日，国家局没来人。不能再拖了，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就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但梅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耿庆国说。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人听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此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的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一次“越轨”行为使青龙县40万人幸免遇难
根据张庆洲的调查，中共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并不是毫无警觉。唐山大地震前十六天，一场防震交流会在唐山召开，中共国家地震局专家汪成民已经向与会者呼吁说，要注意唐山、滦县一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汪成民回到北京之后，还在国家地震局张贴大字报，呼吁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张庆洲并指出，唐山大地震前四天，北京市地震队认定，当年七月底、八月初，京、津、唐地区将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前一天，汪成民还向国家地震局汇报了即将发生大地震的紧迫性。
汪成民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以他为代表的国家地震局一批年轻人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汪成民做了一次“越轨”行为，也正是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1976年7月14日，全国地震群策群防工作经验交流在唐山召开。汪成民要求在会上做震情发言，当时主持会议的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没同意，让他在晚间座谈时说，但强调不能代表地震局。就这样，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通报了“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
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听到汪成民的震情通报后，火速赶回县里。县长冉广岐拍板，7月25日，青龙县向县三级干部800人作了震情报告，要求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通知到每一个人。
至此，河北省青龙县距唐山仅115公里，这个县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无一人伤亡。
有了专家的警告，为什么没往上呈报？张庆洲表示，当时中共政局紊乱，周恩来一月刚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仍在位，而京津唐又属于中共政治中心，慑于政治风险，中共国家地震局没人敢向中央汇报震情预报。
事实上，当时民间对大地震有许多天灾感应的传说，而毛泽东旋即在九月过世，更令民间人心惶惶。
地震局内的博弈
张庆洲的采访从唐山延伸到了北京，北京最高地震部门的内部博弈逐渐呈现出来。原来是当年一场“东西之争”埋下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
1975年1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们对1975、1976年地震形势分析上出现严重分歧。
一些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部自1969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8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专家则认为，对东部地震形势的估计过低。
1976年5月底，云南龙陵发生大震，中国地震局主要力量转移川滇，华北震情监测力量薄弱。
曾任中国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介绍说，1976年6-7月正处于中国科学院“批邓反右”新高潮，对涉及到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很多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军旅作家钱纲分析说，当年中国处于“政治地震期”，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出错就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政治压力让科学预报心惊肉跳，决策者们选继续观察，力求一个更加稳健确实的预报。
真相29年后才揭开
张庆洲对一家香港媒体透露，“事实上，这个调查报告是2000年写完的。”张庆洲捧着20多万字的《唐山警世录》说“压了5年啊！”
张庆洲告诉记者，2000年时，北京曾有一家大出版社要出这本书，刚进入印刷程序，责任编辑打来电话说，不出了，因为有人提出要把此书送国家地震局审一下，审的结果是没通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庆洲的努力终于得到一些领导的理解和支持。2004年，时任国家地震局局长的宋瑞祥看到《唐山警世录》的书稿并为之作序。唐山大地震的真相终于公之于众。
张庆洲的调查是从1998年开始的，历时两年。调查难度之大，是张庆洲始料未及的。“无论是当年成功预报了地震的人，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漏报地震的人，都不愿意开口。这也是事实真相20多年无法揭开的一个原因。”
张庆洲说，就连当年创造了无一人死亡奇迹的青龙县县长冉广岐，也是三顾茅庐才开口的，冉广岐说：“地委有话，不让说。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死亡。国家地震局交待不过去，这个事就压下了。”冉广岐后来向张庆洲解释了自己多次拒绝采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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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唐山警世录》历经沧桑终于得以出版，但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消息，由于对中共国家地震局提出指控，中共中宣部已经将《唐山警示录》列为禁书。但是在大陆一些网站上，还可以看到此书的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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