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4日下午2点半，我和秋风准时到了乌有之乡书店，被挤得书店满满的听众惊呆住了。1月底我到乌有之乡与韩德强范景刚谈定这次右派年轻一代与新左象征性聚会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么多观众，以为是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我和秋风坐上主席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一片，有些艳羡新左的煽动力，觉得自由主义过于理性，激情不足，有点自觉惭愧。秋风和韩德强各自做了讲台中间的左右，我在秋风旁边座了下来，后来徐志永，左大培和高粱等嘉宾全来齐。
每一个嘉宾十分钟。我接着秋风讲，我觉得心里压力很大，因为我准备的东西，是供学者之间务虚的，而并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尤其是激情澎湃的底层上访人的准备。一直没有学会如何如何用语言来煽动，对民众演讲。我关心的只是知识细节的进步和左右派思想共识的达成，对于下面观众效果如何，是否听得懂，并不是我所关心的范围。这次开会，并不是教会做礼拜，我们要的并不是把一些意识形态的教义一起分享，搞成一场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控诉会，不是道德上抗议和表达，而法律和建设性意义的共识。所以事后很多朋友指责我逻辑不清，讲得很混乱，我想这正好证明我的目的达到。我在意的，仅仅是同在讲座的嘉宾之间能否交流，台下听众被我忽略了。演讲会建立说者和听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写成文字更容易交流，因为交流是平等的。有了文字，可以从容，仔细地说话，把话说清楚，把本来应该说得而忘记的话说出来。
乌有之乡简讯对我的发言整理如下：
陈永苗老师则认为，民企原罪要去分成两种：一种是税收及其他细节问题，一种是国有资产侵吞问题。像偷税漏税这种问题是可以豁免的。对于后者则是要高度重视。要重点抓住垄断这一块，不要对民企过分批判。右派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正是我国的民族长远利益。实际上原罪确实需要清算，对民企的原罪进行有罪推定，民企自证清白后可以pass，证明不了自身清白的则予以清算。但同时清算原罪还有个从改革开始还是从建国开始的问题。要是从建国开始，国家强制合营了的民族企业的财产要不要返回。
一开始我回答了一个听众关于法律原则中不溯及既往原则与暴富原罪清算之间的冲突，这是一个极好的话题。不溯及既往原则是法律普遍精神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如果不溯及既往对公平正义原则构成伤害，例如大型国企私有化中的法律漏洞，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那么如果在清算时不溯及既往原则，很显然显失公平正义。应该说目前已有大量的法律作了规范，这样的情形不是很多。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如果不溯及既往原则显失公平正义，很显然无法“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时候我认为应该暂时冻结不溯及既往原则。因为国有资产作为政体的基础，是一个政治问题，要适宜地法律化，特殊问题特殊处理。这里我不赞成将不溯及既往原则绝对化，弄到极致，因为不溯及既往也是法律中的政治原则，为了达成社会的稳定的法律原则。
早在两年前，我们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宪政问题时，就提出用司法而不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建议国企改革在主管部门来分管，应该移交到人大。在全国人大处成立国有资产清算法庭，每一个觉得国有资产流失的公民都可以起诉，而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如果不能自证清白，那就要进入司法清算。经过司法清算，道德上的原罪转化为法律的罪。
我认为民间对民企暴富的痛恨，并不在于民企的第一桶金来自偷税漏税，因为中国的税负太重，不偷税漏税民企就无法活。痛恨的原因在于民企是国有资产流失之后盘留的地方，国有资产流失之后，要么去了民企，例如最近的鲁能改制，要么去了海外。到了海外想痛恨找不到着力点，那只能把脾气发在民企上。我以是否是已得的国有资产为界，偷税漏税说誉未进入已得的国有资产，属于应得而未得的，可以免除责任，而从已有的国有资产中流失出去的，那就要追究，不能赦免。
我很佩服左派的政治意识，就是从自我意识出来，进入战斗，维护自己打击敌人，民企暴富当然是左派的一个阵地。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与民企比较，还有更大的敌人就是垄断企业，尤其是新三座大山的垄断企业，民企对左派和民众的危害，还是间接的，次要的，首先必须面对还是行政垄断，把民企打到了，行政垄断危害更大，所以不要把民企推到行政垄断那一边，政治应该有先有后，有大有小，应该暂时搁置民企，而把力气放在新三座大山。因为垄断企业，三座大山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源头，要从源头开始反对，而从下游反对也太迟了，也太费劲了。如果目前就重点打击民企，国有资产就更流失到海外，到海外我们就更没招了，留在国内将来就有办法。
民企的问题现在谁都不要谈最好。胡德平就是一个笨蛋，他要以捍卫民企为己任，就应该知道当下，就是不争论安于现状才是最好的捍卫办法，如今去说，反而引起更大抗议的风潮。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说。
右派赞同私有财产，讲市场经济，背后有一个民族利益在支持，并不是为富人说话，或许客观上造成为富人说话，但是足以支持右派的，确实是民族利益或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左派关心的是短期利益，斤斤计较，而右派似乎看得更长远：通过发展在未来达到均衡。右派这里有两种政治正当性论证，一种是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另外是斯密的无形之手。右派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这里提供了一个保证，就是将来先富起来的人，要搞共同富裕，要有个高于先富起来的人，迫使他们履行共同富裕的义务，而这个人决不能被先富起来的人所劫持，甚至就是先富起来的人。中国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斯密的无形之手，依赖于英国的自由和宪政，中国至少要有经济发展带来宪政，带来事后的承认，才可能用无形之手来论证。可是经济发展无法主动带来宪政，这是斯密自己承认的。
在目前已经极为贫富分化的情况下，还要为进一步贫富分化保驾护航，这不仅是邓小平共同富裕论，也是斯密无形之手的敌人。我不知道受人尊敬的茅于轼等人，是如何能够将美好的理论，为极为丑陋的现实辩护，这里还能滋生出殷切的希望，还有长远的民族利益，我真是佩服死了。真是站在血淋淋的战场上写美丽的诗歌。
还有一个听众提到清算什么开始的暴富，我认为目前应该讨论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如果矫正正义要进一步贯彻下去，比较难办，因为就要涉及到土改和国有化，土改和国有化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的形成。例如我的一个老朋友康国雄说，他父亲把民族资产主动上交给国家，如今进行私有化，既然讲私有财产，那是不是要把原来国有化的股份现在还给他们？所以矫正正义要进一步贯彻下去，回溯到了文革之前，就比较难办，会危及现有政体的根基。
2月8日
岳阳楼长得像天安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