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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出版前言
金钟
赵紫阳（一九一九 —— 二○○五），中共建国后第二代政治家。於文革之后进入中央领导层，先后出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社会空前的转型期的领导人。在任十年，推行“改革开放”路线，奠定今日中国经济崛起的基础。赵紫阳的政治生涯在一九八九年骤然结束。在当年的北京学运及六四事件中，他一反共产党的传统，站在学生一边，反对武力镇压而被党内元老派罢黜。那年他七十岁。
在其后长达十六年的晚境中，赵紫阳遭到严厉的软禁，被剥夺一位公民和党员应有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直至病逝。在此期间，赵紫阳对他的经历，国家和党的历史、政策乃至意识形态，作了深刻的回顾与反省。这些反思的成果，透过他的一位同乡和挚友宗凤鸣先生记录下来。宗凤鸣比赵紫阳小三个月，他们在日本入侵的少年时代，投身中共革命，长期在中原地区共同工作。一九四九年后，宗转入科技部门，曾任航空航天大学党委领导，从国家体改委顾问职位离休。对八九学运和赵紫阳命运的同情，使他成为赵软禁中的常客。他以“气功师”的名义，从一九九一年起，至二○○四年，探望赵紫阳上百次。两位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残酷斗争的老战友，在北京富强胡同的院子里，解除心障，探讨真理。每次谈话由宗凤鸣记录整理。
回忆录作为知名的从政者向历史告别的一份交待，在封闭的极权体制中，尚未形成惯例。共产党的领袖们，在位时紧张得天天吃安眠药，自然无暇顾及；即使下台或退休后，也囿於主客观的种种局限，很难提笔着书。苏共在斯大林去世后失势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都没有写回忆录，赫鲁晓夫在西方出版的口述回忆录，生前也不敢认帐。中共情况更为严峻，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代巨头，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遗言，毛后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强人，也都没有留下可称为回忆录的文字。其他大量的“革命回忆录”都由官方写手制作，经审批而后出版，史料价值微乎其微。赵紫阳在软禁中有意记下若干往事，不只一个人建议他写回忆录。他也曾向当局要求提供有关他任职期间的（非机密）档案资料，以备参考，但遭到拒绝。因此，宗凤鸣整理的谈话录，就成为回忆录的一种替代方式。
这本谈话记录显示赵紫阳内心自省的深度和广度。八十年代激烈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特别是赵和邓小平、胡耀邦的三角关系，是书中多次阐述的话题。赵对传说纷纭的一系列事件提供证词，进而交待自己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的角色。这是研究八十年代中国真相的一份具权威性的材料。在对中共体制的历史回顾中，赵紫阳是毛时代以来，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批判专政教条的中共领袖。他认为列宁关於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最有威望的领袖来实现的论断，只会导致个人专政与专制制度。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与法治便没有希望。但是，赵的一切判断更多的是来自数十年的政治实践，尤其在经济领域，他对中外管理体制的熟悉与研究，处处可见。他主张政策的依据只能是实效和民意，而不是理论，更不是什么终极的目标。他在软禁中坦承，他已从过去“经济的改革者，政治的保守者”开始转变。赵紫阳晚年的世界观，显然已经很大程度地从中共正统转向认同当代普世的价值标准，推崇民主、法治、人权，还政於民。对中共数十年的苛政，他有痛心的忏悔：“我们欠老百姓的太多了。”基於对国情的忧虑，他不赞成政治上激进的西方化。
宗凤鸣不仅是赵紫阳谈话的记录者，也是赵与外部世界的联络者，他不断地给赵提供最新的各种资讯，并听取赵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赵对软禁期间国内外重大事件及知名人物，包括中共各届领导人的直率看法。赵紫阳一改身居高位时的谨言慎行，平静而有条不紊地侃侃而谈，经验与睿智、胆略与习惯的话语分寸交织。这是历史提供的一个仅存的空间，让中共权力链接上，一个将永远消失的世代——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有使命感也有国际观的一代得以表露他们被扼杀的抱负。
对於出版者而言，这三十万字的书稿记录的赵紫阳，不仅是不计权力得失坚持独立思想不屈服的前总书记，还是一位身陷囹圄、打破沉默，敢於背叛传统的言者。出版这部谈话录对於言禁森严的中共体制更有突破意义，也为赵紫阳生平增添一段传奇。
宗凤鸣先生为了书稿的严肃性，以十余年不懈的努力，处理素材，一稿再稿，终於成书。期间，书稿曾交予赵紫阳审阅。徵求过多位赵生前好友、同事的意见，获得深切的支持。赵紫阳去世后，出版谈话录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致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期待，甚至在香港出现风波。中共当局更是力图阻挠谈话录的出版。
本书是着作者宗凤鸣先生授权的最后修订的完整版本，前四十七篇，是一九九一年七月至一九九七年九月的诸次谈话记录。“续篇”是谈话因赵上书中共十五大而中断数月后，一九九八年五月重开，至二○○四年十月（即赵临终前两个多月）的三十四篇记录。书中穿插数篇私下安排的对赵的访问记，大部分都是首次正式发表。
二○○七年一月九日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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