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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
周瑞金认为邓小平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仍有现实意义；批评中宣部干预新闻出版，封思想自由实际上也封了民主、科学和法制；吁借鉴美国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扩大公民参政，推动社会向前。
步入新春，「皇甫平」现象升温，引起境内外广泛关注。二月十九日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十周年，二零零七年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十五周年。时下，海内外一时风传「皇甫平重新出山」，挺立改革潮头，声动政坛江湖。被广州《南方周末》评为二零零六年度人物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三人群体的主创人和执笔者。二月八日，周瑞金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中国左派人士公然抛出一份论形势与任务大纲，企图促中央领导集体向「左转」，指责市场经济就是搞「私有化」，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就是搞「自由化」，还攻击中共十六大以来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平崛起」、「小康社会」等，都是「没有革命性和阶级性的口号和主张」，这是当前主要的思想交锋。
十五年前，为改革开放摇旗吶喊及鸣锣开道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应天下，民意沸腾，一扫当时大陆沉闷氛围和游移态度，也招致整整一年火力猛烈的「围剿」。直至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这场思想领域大争论才尘埃落定。二零零六年一月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不久后，皇甫平又发表《越南改革值得关注》。在年末年初，他接连在北京、广东传媒和云南讲坛，严批否定改革的言论，剖析改革中存在的热点话题，评论上海社保基金案，呼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民意机构要发挥功能，在党和政府内实行质询制度，逐步扩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层面，从乡到县。他的言论招致蜂拥而来的批评和赞扬，再度成为焦点。
今年六十八岁的周瑞金，曾任中共《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退位后担任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大型国企独立董事，还到农村蹲点调查研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奔忙于南北东西。以下是采访摘要：
为什么说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八年中，遇到的主要干扰和障碍，实际上是「左」的思想，前后三次左倾，最后中共作出历史决议，清算左倾错误。中共执政后，直到一九七八年是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二十八年，主要干扰也是「左」的思想，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发动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革内乱，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上百万人受冤假错案影响，国民精神受到摧残。中共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清算左倾错误。
再从改革开放的二十八年看，三次争论也主要是与「左」的思想作斗争。第一次争论是一九八二年至八四年，是关于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些人批判认为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直到八四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场争论才结束。改革的第二次争论，是一九八九年至九二年，争论围绕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邓小平南方谈话，总结了当时改革的情况，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指出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遇到的干扰和障碍，主要是「左」的思想。
这一次大争论还是与「左」的思想的交锋吗？
这一次大争论，又提出了姓社姓资的问题，说我们现在把资本主义，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搬过来了，领导权落到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培育出来的那些人手里。这场争论「左」的思想又回温了。从政策上看，由于越「左」越革命，即使犯了「左」的错误，在政策的处理上是比较轻的，而右的就不同了，往往会受到严厉处分。从处理政策上也就有利于「左」的东西存在。从认识根源看，「左」的表现是教条主义，照搬本本，由于改革中出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与左倾教条主义天然抵触，便被划入资本主义的范畴中去了。
中国的所谓左派与欧美国家的左派区别何在？
国际政治潮流出现的左派、欧美左派与中国的左派不一样，欧美左派是政治理念问题，是在赞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多注意一点经济效率还是多注意一点社会公平，欧美左派倾向后者，更多注意社会公平，所以欧美左派可以展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而中国左派是反对市场经济，反对民主政治的，与欧美左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所谓「左派」不也声称自己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吗？
中国的所谓左派提倡所谓代表人民利益，代表弱势群体利益，都是空洞的，现实中始终不见他们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是空喊口号。他们代表弱势利益，就是不要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不要民主政治，回到阶级斗争为纲。因此，所谓代表弱势群众利益与欧美左派更倾向社会公平，不是一条路。这种想象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改革二十八年走过的路已经证明这是没有前途的，实际上既谈不上公平也谈不上效率，表面上那种「公平」是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平均主义」。
时下封杀网络、封杀书籍、封杀报刊成风，你如何评论？
这是「左」的思想在宣传新闻出版领域里的一种表现。二零零四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时，提出党管思想宣传要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的三项原则。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我还没有看到有关领导部门在这三项原则上作了些什么努力和改进，依然是陈旧的禁书、禁网那一套。这些年接连发生《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事件、《南方都市报》事件、《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直到最近的封讲坛、禁书封网，哪里体现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呢？
宣传部代替报刊编辑
近些年来，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引进了行政管理办法，思想宣传部门不是注重调查研究思想动向、动态，然后提出方针政策，把握大局大计，而是照搬行政管理那套办法，具体管到一个版面，一个稿件，一个标题，宣传部门的领导代替了报社总编辑的工作，管得呆板，一副面孔。还有就是找一批退休的、年龄较大的新闻出版从业人员组成所谓「阅评组」，以他们的意见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他们凭什么作科学界定，如何体现民主管理？因此还出现媒体给阅评组请客吃饭、送礼求平安现象，造成的风气不好。以他们裁定作为标准也缺少法律上的依据，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当年的「进步运动」。
能说一说美国的「进步运动」吗？
美国在上世纪初的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出现垄断现象、腐败现象、社会治安乱象、贫富差距拉大等等。那时，恰恰是一批新闻记者揭露这种种社会现象，媒体展开「扒粪运动」，推动美国政府解决问题，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任总统发动「进步运动」，向垄断开战，扩大公民参政，出台社会保障制度，有效提供社会公共品，从而拯救了美国。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出现相类似的问题，但传媒恰恰是莺歌燕舞，不敢触及社会问题，这就难以推动社会向前。封杀网络、封杀书籍、封杀报刊，就封了思想的自由，封了理论的创新，也封了文化的创造，封了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潜在的创造力，实际上也是封了民主、封了科学、封了法制。这样的封杀，是专制主义的特征而不是文明民主国家的作为。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言论自由也就不可能有公众自由。目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以个人意见随意封杀媒体的现象，与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正在激活的政治体制改革非常不对称。
——《亚洲周刊》二〇〇七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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