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记者：莉雅/中国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分别于3月3日和3月5日在北京开幕，举行大约两个星期的会议。两会代表不仅要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审议议案，也将讨论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以显示北京当局对建设所谓“和谐社会”的重视。

*国家多事矛盾激化*

流动的工人关系到和谐社会。

将近30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腐败问题严重，环境也进一步恶化。

这些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抗议事件不断发生。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2004年，全国各地爆发的抗议活动达到7万4千起，比上一年的5万8千起增加了百分之28。

在这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开始威胁到中国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两年前正式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共第16届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会上得到支持。在全会后发表的声明说，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是还有很多影响社会和谐的冲突与问题，因此必须保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

*弥合跛足改革带来的社会裂痕*

中国知名的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说，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共政权在六四事件之后道义合法性急剧流失，而传统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的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政治口号。

“实际上，这个政权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要是为了回应邓小平这种跛足改革---只改经济不改政治---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裂痕。”

*问题已不容回避*

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炜认为，中国政府现在强调社会和谐是因为这个问题到了不能回避的地步。

“过去将近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总量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经济提升的财富分配是极度的不均匀。这种不均匀表现在地区之间，东部和西部，也表现在城乡之间。即使是在同一个地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生活水平也有天壤之别。而且还表现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地区的富人和穷人之间。

“中国这种贫富悬殊的差距之大，而且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发展之迅猛，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这位经济学家指出，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达到所谓的红色警戒线。

*缺乏机制如何和谐？*

张炜说，不和谐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缺乏解决这些不和谐问题的机制。

“中国的弱势群体，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代言人。你说那些真正弱的人，他在哪有代言人？在人大？在政协？且不谈人大和政协的选举并不是老百姓直接选举选出来的。就算人大和政协确实在议政，他们也没有人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这是从政治结构来看。

“另外，从社会层面来看，在西方有各种渠道，如果出了问题，尤其是贫困阶层出了问题，各种渠道会尽快把这个问题迅速直接的反映上去，而不通过层层官僚制度来传递。那么这个传递的过程会失去很多信息。

“在民主国家，信息的流动基本上不受阻碍。那么什么导致信息的流通不受阻碍呢？就要靠自由的媒体。中国从这个制度保障上也缺乏。中国现在的腐败有很大的一个因素是有权势的人在侵吞国家的资产，是这个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又没法阻止。

“为什么没法阻止呢？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在那来杜绝这种现象。所以，无论是从政治层面、从司法层面、从新闻自由这种社会层面来看，中国都缺乏真正的解决这种贫富悬殊、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保障。”

*失去补贴增民怨*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盖保德则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和谐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他说：“这是因为很多以前得到补贴的人，特别是那些习惯了一定生活水准的城市居民，不得不改变他们对生活水准和就业机会的期待。这不利于创造和谐的关系。他们会抗议，会不满。再加上腐败使得自然的不和谐得到扩大，因此就会更加不和谐。”

*治世良策*

这位原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资深经济学家说，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有助于解决这些不和谐。

他说：“我的理解是，通过把焦点放在和谐社会上，你有机会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给那些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的人提供补偿，为他们提供新的生计，花时间和精力来解决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不和谐，像环境破坏，同时使大家注意到那些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或是被迫种粮食而被改革所落下的农村人口的处境。”

盖保德认为，建立和谐社会虽然是一个很泛的说法，但它是对付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副作用而又不使改革停止的恰当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