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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三月"敏感月"
昝爱宗
每到三月，都是中共的"敏感月"，似乎在整个中国的空气中，都飘浮着永远赶不尽的"党和政府的麻烦"。于是，那些疲于奔命的警察们，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潜在的麻烦；那些宣传、出版、新闻和网络管理部门的公开和秘密警察们，也在不怕麻烦地去收拾一些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那些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官员们似乎也坐卧不安，似乎党内、国家内、政府内、人大政协内也有一些潜在的麻烦，整个中国似乎都被看到的和看不到的麻烦包围着——似乎中国麻烦大了。
敏感人士的门口站岗，行动被掌控，次敏感人士的电话被监听，就连一般的维权者也开始觉得空气里有不安的气氛，到底是他们给国家惹了麻烦，还是政府官员和警察们借国家安全的名义给维权者添了麻烦……一个国家，有点不同声音不是挺正常的嘛，一点声音都不让发，或许积累下去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而是国家和民众的灾难了。
国家有点麻烦很好，只是国家不能靠警察和各种监控者来试图消灭麻烦，如果他们试图去消灭麻烦，只能说麻烦越来越多，而不是减少麻烦。
怎么减少麻烦呢？就是让维权者自己通过法律维权，让法律自己为广大民众做主，让政府的首长受到选票的监督，让人民的嘴巴自由表达……可是，我们目前的中国这些正常的行动，都成了执政党的麻烦，正常的反而不正常了，不麻烦的反而成为麻烦了，所以这个国家都在时刻为了防止麻烦，就不断制造一些麻烦，他们在麻烦中构建"和谐社会"，在麻烦中走向"稳定"，在麻烦中麻醉民众，愚弄视听，禁书禁言禁网络，似乎在寻找永远的不麻烦……
由于党不喜欢人民，所以就日夜担心人民会制造麻烦，可是他们自己制造的麻烦，却他们非常喜欢——专制、一言堂、建立既得利益集团……
不过，中共最不喜欢的麻烦就是自由表达，防火防盗更防记者……最近几天，一年一度的"两会"又要在北京开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北京扎堆了，包括记者也去了很多，但多数都是受宣传部控制的党报、党台、党网、党刊的记者——个别是不受宣传部控制的外国记者。党的新华社2月27日报道，3月5和和3月3日开幕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其新闻中心已正式启动，中心工作人员开始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采访会议。目前已有近2000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两会。每次两会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党的记者们都会问党喜欢的问题，不能有任何涉及麻烦地问题，就连中央电视台"作秀小王"王小丫也屁颠屁颠地表示要替老百姓关注"两会"，所谓替老百姓传递民生话题，可惜她只会拍党马屁的记者，怎么能够向党说实话，向人民说真话呢？我看到，真相只能被隐藏在内幕，或者被曝露的真相只能在外国的新闻媒体上传播。在党控制下的新闻单位，连蒋彦永先生的名字都不能提，就连温家宝本人也没有公开提过蒋彦永、鲍彤、丁子霖、高耀杰等名流的名字，更别提"六四"了。
曾经作为中央级新闻单位记者的我，本来有一次参加"两会"采访的机会，当时我也想借此可以见到一些人大代表，征求一下他们对中国是否应该加快新闻立法进程——保护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可惜像我这样关心国家民主民生并提出了一部《新闻法》建议草案的人却被阻止参加"两会"采访，原因是什么呢？
那是2005年1月底，采访"两会"的记者正在报名，按照我所在的《中国海洋报》这样的中央级行业报，只能有两名采访"两会"的记者名额，一名跑人大、一名跑政协，平均分配。当时报社负责人和新闻部内定由当时的报社新闻部副主任兼浙江记者站站长的我参加，我也正在准备，准备春节已过就进入状态。
可是，当时正赶上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刚刚去世，我和北京的朋友准备去悼念，我先后去了两次赵家所在的北京灯市口富强胡同，只有一次得以进入赵府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后来，我也和北京的朋友商议好，准备到八宝山向紫阳先生的遗体告别。由于像紫阳先生遗体告别，是国家敏感人物的敏感大事，他本人又是党的麻烦人物，所以不能让人随便去，政府生怕出乱子，所以去悼念的人，还需要登记身份证，获准后才能进去。于是我们分别报名，但获得准许的人很少，以至于当天等候在八宝山门外有作家、记者和外国记者、上访维权人士等等不能进去，当然还有更多的警察把守。很幸运，我终于得以进去，虽然我当时还是在职的中央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拿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但遗憾的是到里面不准拍照，甚至私下讲话、交流都很少，我只是进去向紫阳先生三鞠躬，并与赵家后人男女老少一一握手后就匆匆出来了，然后就通过网络把当天的见闻作为新闻报道发到了有关媒体，当然也就暴露了自己的官方中国海洋报记者身份。随后，中国海洋报社取消了我2005年3月采访"两会"的资格，使我失去直接接触两会代表、委员并对话的机会。有一次，中国海洋报某负责人偶尔在电话中向我透露，正是有关部门背后"秘密下令"，我就被取消了前面已定好的"两会"采访。至今，我也不知道具体是谁下的令，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还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是那些公开或秘密的国安、国保警察？
敏感时期，想说话的人不能说话，只能暂时沉默，或者改而一味说好。至于一些"乱说话"的人，则是给予打击：你还敢乱说话吗？
2007年2月12日、2月13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登专稿剖析山东的"李海明事件"，正好见证了说真话、说实话、批评政府的言论不受权力部门欢迎，并给予打击报复的恶劣事件。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一名工作18年的职工李海明，在他38岁这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2006年10月以来，他不仅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7天，而且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除了党籍。原本是正科级干部的他，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和级别，调配到一个下属单位当门卫。工资则从每月2000多元降到了275元。导致这个后果是只是他在网上发表那几篇文章，就是发表言论惹的祸。第一篇网络文章是他在2005年12月16日用"17951"的网名发表的真实言论："太多的形式主义，填那些谁也不信的ABC卡，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统一服装有那个必要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多给工人发些工资，工人自然拥护你，工人自信心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不是比做什么都能提高企业形象吗？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工人与干部的工资距离拉得那么大合适吗？""不要害怕与群众接触，群众才是支撑集团公司这座大厦的基石，人为地拉那么远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准军事化管理有必要吗？敬礼，报告，把个矿区搞得不伦不类……"文章中不乏这样尖锐但有力的语句，如"……拉大旗做虎皮，欺上瞒下，助纣为虐，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工人心平气顺？"
于是，面对这些尖锐的真实言论，原本藏在网络后的警察公开出现了，于是公安机关这样认定，李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其实，李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掌权者和公安警察，是否还应多一些包容。一人受打击，于是更多人闭嘴，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恐怕整个枣庄地区的人，也都害怕这样的禁言，他们最怕警察乱抓人，因为警察监控言论、仅仅因言抓人并不鲜见。
再看四川大竹，莱仕德酒店女员工杨代莉突然死亡引发上万人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官方迟迟不公开真相，公安机关也没有加速破案，导致当地民众民怨沸腾，传言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又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其间，四川省委书记正由张学忠换成杜青林省长，四川省长正由张中伟换成蒋巨峰，当官的忙着当官，自然没有人顾百姓了。于是，一当地人张某担心真相被掩盖，虽然是在不明杨代莉死亡真相（最后的真相目前尚不得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就从1月15日开始，在网络上称自己是"莱仕德"酒店的一名员工，知道杨代莉死亡的真实情况，凭空捏造"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等内容，在互联网上向外广为发布，并跟帖下载有关此事件的帖子。这些举动被四川官方认定为是"伺机不断增添捏造内容，恶意炒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1月26日，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走，刑事拘留。张男，24岁，大学文化，原籍大竹，户籍广东省珠海市格力有限公司，现为大竹县海氏数码门市业主。
大竹事件，正是一个关于"16岁少女被轮奸致死"的传言迟迟没得到有关部门的澄清，才导致公众的情绪走向失控，一家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所长私下经营的四星级酒店被人为的一场大火烧得面目全非。起先的导火索就是一桩刑事案件得不到政府和警方的重视引发的：2006年12月30日早上5点多，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二郎乡罗家村民杨万国接到莱仕德酒店紧急电话后赶到大竹县医院，看到的是16岁女儿的尸体。11月份，杨刚到该酒店试工，12月1日起正式做迎宾小姐，12月30日凌晨二时许突然躺在地上昏迷不醒随后送往医院，凌晨4时许，杨代莉经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民间对杨代莉死因的传言风行全城，包括"杨代莉是被3个高官在酒中下药后轮奸致死的"，大致内容是:三位省里的高官，也是酒店老板的朋友，强求杨代莉陪酒，而后对其轮奸并进行野蛮摧残。还有这样的描述:杨死亡时几颗牙齿掉落，脖子上有乌黑的掐握痕迹，下阴被弄烂。警方欲以杨系醉酒而死结案。
1月17日下午，莱仕德门前已经聚集了2000多人。到了1月31日，大竹警方才解释是在场的调酒师刘持坤有强奸嫌疑，由于鉴定要对组织进行培养，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迟迟没有给杨家人一个答复。警方还进一步解释，刘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强奸了杨代莉，但其的血样与杨代莉体内精液进行DNA比照后，据说他不再辩解。警方相关人士强调，法医在杨体内只发现了来自一个人的精液。可是，后来网上又出现了刘"顶包"的说法，并说他被打得头破血流、双腿折断才招供的。1月24日，刘持坤被批捕。当地媒体的记者见到了他，他头面部并没有伤，双腿也能自由走动。由于大竹县竹阳镇西区派出所所长徐达祥私人经营的宾馆被大火烧掉，警方宣布在此次事件中已刑事拘留9人，治安行政处罚8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6人。
当时的大竹县，县委书记是草菅人命的王伟，在网上有关于王伟的一个指责是，他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说"杨代莉死是屁大点的事"，这是典型的草菅人命的官僚作风，十分粗暴。对此，大竹有官员事后辩解王没有说过这话，又有官员称他当时是在指责公安局连"杨代莉死屁大点的事"都没有处理好。大竹县公安局局长是赖劲松，因在"1•17事件"中工作失职也被停职。后来，杨代莉的突然死亡原因也被官方确定为"慢性胰腺炎伴急性出血坏死"。但当地民众也有不相信的，对此大竹县一退休干部分析说，这次事件实际体现了群众长期郁积于心的情绪，贫富差距、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易、官员腐败，在杨代莉死亡事件上，这些情绪找到了发泄口。一大竹居民也对此事的发生评价为政府处置不当，"如果早点破案，早给杨代莉家人一个结果，莱仕德酒店也不会被烧损失几千万。"个别官员对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不放在心上，出了事才亡羊补牢。比如杨家人后来得到了35万元的"赔偿金"。对于外界"莱仕德支付15万，政府支付20万"的说法，却没有公开，为什么一个刑事案件，由政府那纳税人的血汗钱埋单，而不是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埋单，以及对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的严厉打击，不得而知。
2月1日，共产党的党刊《求是》杂志发表了七十二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文章称，在一些地方，有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自己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借机宣泄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在维护治安秩序时，不能只依赖处罚使人服从，而要立足于使群众心悦诚服地遵守社会管理秩序，减少对立情绪。
这里不言自明，并不是民众自己愿意找麻烦，而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该公布的真相不公开，该打击的犯罪分子和腐败分子不打击，政府一方面在制造麻烦，一方面又抱怨民众的"麻烦篓子"，所以这个国家就走不出永远的麻烦，所以这个国家的敏感时期就特别多，比如3月又"两会"，五月有工人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六月有"六四"，十月有"国庆"，年底有"十七大"，于是没完没了的敏感时期，没完没了的麻烦被制造出来，更多说真话的麻烦人物被监控……说真话一直被打击，此起彼伏，比如"为民请命"的记者高勤荣揭露山西运城耗资２亿多的欺上瞒下搞"形象工程"，后被腐败分子以法律的形式判为有期徒刑12年。但直到高勤荣入狱八年获释后，仍然拒绝认罪。当旧的冤案被揭露，新的冤案又在制造，海南一名因转发揭露官药勾结网文而被追究的网友张志坚，在被公安羁押了9个多月之后，被有关部门取保候审。
网络上，大多数人张志坚案认为海南警方动用刑事手段来对待网络言论明显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张志坚被取保候审得益于其所转发网文的内容正被调查逐步印证，网文中所指企业海口康力元制药有限公司爆出系列问题，该公司的药品GMP证书也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收回。即使张志坚所转发的反映官药勾结的帖子没有被证实，张志坚也应当享有批评官员的言论自由。类似的还有重庆"彭水诗案"，原被指控为诽谤原县委书记、现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蓝庆华为"华仔"的当地干部秦中飞，在其短信中讽刺当地领导被公安抓走，险些被判刑。由于全国媒体对当地警方以诽谤罪对秦中飞刑事追究的行为进行了严厉声讨，后来秦中飞得到无罪释放，并获得公安给予的国家赔偿。
按照中国宪法第41条和35条的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官员的权利，而政府官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这种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权力最应当受到民众的无所不在的监督和批评，公民享有批评建议的权利，公民批评即使有不妥，官员也应当忍受，以及还应该给予公开解释。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曾公开称："安全监察系统要虚心接受媒体和全社会的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它每句话都说得对。"公民更不是中纪委、审计署，连媒体都不是，但他有宪法权利，不用就等于弃权，若是政府官员对公民的尖锐批评动用刑事手段，那么这样的做法就是法西斯做法，根本就为现代民主所不容。
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1月17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据称该条例能够促使政府对民众公开更多"内部文件"，但我看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条例依然是"千呼万唤难出来"。最近，我还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对广大浙江渔民耕海牧渔的权益有所帮助的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发[2006]61号文件《关于做好浅海滩涂使用权证处理工作的通知》，却一直没有在政府网络上公开，甚至另外一个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钱江、杭州湾与大海的江海划界的文件，居然一直以"秘密"形式下发，这样岂不是愚民统治吗？事实上，政府若能够有效实现信息公开、行政透明，将比任何一个单项改革措施都更具实质性效果。但是，一直以来被愚弄的广大民众，并不指望一部行政法规的出台就能彻底建立起一个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但制度的公开通道一经开启，发展的趋势即已不可逆转，将来有一天一党专制结束后，对外完全开放将成为对内完全开放，人民政府将意味着成为真正由人民言论和选票批评与监督的法治政府。
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如果说真话都要付出人身自由的代价，那么正说明现在这个时代仍然处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遇害的时代，是一个不能进步的倒退时代。胡锦涛一方面说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社会上处处有因为说真话而被打击的案例不断涌现，这能算是一个和谐社会吗？难道我们只能像以往盼青天大老爷一样，盼政府官员们赐给我们言说的自由吗？
时代不同了，成万上亿的民众已经觉醒了，不再沉默而麻木地忍受专政下的不公待遇、官僚腐败了，人民要利用现有的司法制度捍卫自己的神圣人权、物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私有土地权等等，改变现状。虽然努力的人们面临着重重困难，但由于民主和人权的信念传播给了更多的中国普通人，中国人就能够争取到更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组党自由、游行和示威自由，以及告别共产专制，以法治国、接受多党文化、拥抱新的民主、文明的自由，最后建设出一个真正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有宪政的新中国——不再有那么多的敏感月、敏感年，不再有那么多的麻烦人物、那么多的黑名单、那么多的非法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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