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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生公平全球排名倒数第四
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
中国卫生公平全球排名188
退到全球倒数第四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3月11日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这项以医改制度为主题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巴德年表示，与1949年以来中国取得的卫生事业的成绩相比，中国目前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TO排在了全球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即倒数第四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会议是在以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两会的背景下召开的。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最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公平，而医改无疑是体现这一公平原则的最直接途径。这一会议的召开也紧扣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和谐社会理念的阐述——和谐社会要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
卫生事业滞后影响发展
巴德年在会上代表九位政协委员联合发言，题目是“加快覆盖城乡居民医疗保健制度的建设及早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 。他表示，1949年以来中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
巴德年说，遗憾的是，时隔二十年后，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四位。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中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中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1990年代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
医改投入支出逐年减少
巴德年表示，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
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左右。相反，让民众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竟一直接近60%。其实，贵不贵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感受”。
“中国国情”的医改
巴德年指出，只有当自己不得不消费，而自己的经济条件又难以承受时，即刻就感到贵。民众有病看病，是一种不情愿消费，但又不得不消费的极特殊的消费形式。消费多少不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病情决定，由医院决定。如果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病人的医疗费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由医疗保障体系承担，病人只是去看病、拿药或者动手术，他们就不会感到贵了。
多年来，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能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民众极不满意，并且无法承受的地步。
中国有能力推行全民医保
中国GDP2005年已居世界第四位，2005年比2004年净增国税5500亿。2006年比2005年净增国税超过8000亿，而2005年全国全部医药卫生总支出为6900亿。也就是说，仅一年间净增的国税就足以满足全国全部的医药卫生消耗。
巴德年强调，中国已有能力、有财力解决中国人民的医药保健问题。当然，中国国大人多，用钱地方很多，确需统筹兼顾，但制订一个中国人口与健康的五年乃至十年规划和工作进度，以确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批示及早落实，建立起100%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制度，并逐年提高保障水平，是各级政府部门的责任。
巴德年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央财政主要投向何方？是像过去那样，主要投向城市，投向医疗机构，投向大医院，还是面向民众，让民众最大限度地得到国家的关爱，分享改革开放和国家富强的成果。政府主张中央财政主要投向建立健全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新农合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转。
地方财政也应当主要投向医疗保障体系、乡镇卫生院的装备、社区医疗服务的装备和人才培训。至于属于国立、公立的大医院，也要加强管理，不得资产流失，确保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逐渐实行国立医院国家管，公立医院地方政府管，收支两条线，平衡预算，合理收费。
值得注意的是，政协这一全体会议是在倡导社会公平正义为的两会上召开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月7日表示，“和谐社会要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这进一步挑明了“和谐社会”理念的含意：让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弱势群体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
随着两会的召开，中国政府宣扬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也希望医改能朝着和谐方向发展。中国卫生部新年第一天便表示，今年将积极研究制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维护公益性质，减轻民众负担。高强在发表新年寄语中说，今年要继续大力加强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建设，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控制疾病流行，减少疾病发生。同时，切实加强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和医德医风教育，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疗安全，努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然而，尽管中国政府日益关注民生问题，但政府主导建设全民基本医疗服务保障体系，而关于增加中国卫生投入的问题已是共识。有学者指出，政府若要切实负起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责任，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行真正的市场化，首先要打破部门垄断，扩大行业准入。在这个前提下，才可容许行业部门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从经济学来看，没有行业的充分竞争，放开经营自主权只会使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缺乏政府监管或者监管不到位时，更是如此，从而对社会利益构成危害。
其次，单打破垄断还不够，政府必须想办法弱化医院的营利动机。如果医院有强烈的营利动机，监管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而医院营利动机的产生，一方面跟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付费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医院的人事和薪酬制度有关，政府的改革必须在这些方面有突破。
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
全国财政1/4用于公务员职务消费
中新网3月11日电 新京报报道，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近1/4。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建议，政府应从治理“三公”(公车、公宴、公楼)入手，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
中国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自身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如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叶青建议，这段文字中，还应该加上“加快公车改革”才算完整。
据了解，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作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建议中列出多组相关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叶青说，28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至6%.
应加强人大对行政费的监督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和政协委员刘光复也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以上触目的数据，促使叶青代表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和呼吁：降低行政成本，必须改革的目标首先定位在3个方面：公车、公宴、公楼。从长远来看，加强政府行政成本管理的有效途径，是加强人大对在政府行政费用使用的监管。
至于“三公”的具体治理建议，叶青建议，公车改革最好与目前的政府机构改革同步；公费宴请，“要消费不要浪费”；公楼是办公用楼的简称，应有专门机构治理、监督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对办公楼的“乱炸”和“乱建”问题，如国税地税在一起办公，方便纳税人。(魏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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