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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特稿）三十三岁的胡佳，原本应该是个舒服过日子的年轻小伙子，却因为触犯中国爱滋病的“国家机密”，被中国官方长期软禁在自家“波波自由城”社区，成为“自由城里唯一的囚徒”。
胡佳二零零一年因为爱滋病维权人士万延海的影响，介入爱滋病工作，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因为为河南爱滋病小孩送冬衣，被河南省安全部门抓起来，这次是他第一次被关，关押四天。
当时中国的爱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
从二零零四年，他开始被长期限制自由，二零零四年因为纪念“六四”十五周年去天安门广场献花等原因，他被软禁五十天左右。一部分时间软禁在家，一部分被关在警方的地下室。
二零零五年他被软禁天数膨胀到一百二十六天，因为赵紫阳去世他去祭奠，第二天他就被警方抓起来，中国“两会”时要抓、美国国务卿莱斯访中时要抓，联合国反酷刑官员访中时也要抓。
二零零六年失去自由的日子没有减少，还创纪录长达三百三十天。
今年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接近的气氛下，中国放松对胡佳这类人的限制，二月十六日他获得解除软禁，可以重新接触外界。
重获自由的胡佳觉得很幸福，记者去采访时也觉得有点不太相信的虚幻，除了与胡佳在餐厅用餐时门口一度坐着一名跟监的人，记者和胡佳聊了一下午，去游览他被软禁的“自由城”，整个下午的过程在去年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
胡佳能出来透气，记者能前去拜访，是托北京奥运的福。中国自今年一月一日起到明年北京奥运会结束期间，实施特别的境外记者采访规定。
接下来重点要观察从四月十五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到六月八日之间的“六四”敏感时期，胡佳是否还能保有这些自由，就可以得知中共的意向为何，也是未来中国会不会放开，给国内一些自由的重要指标。
胡佳知道今年到奥运期间的五百天，是他推动维权的绝好的机会，因为有奥运会的国际关注当靠山。他也希望境外记者利用这段时间的“通行证（采访自由）”，形成一种势头，到明年采访规定期间届满时中国已无法扭转、不能收回自由。
记者采访结束时，走出胡佳的家门口，昔日驻守的安全人员已经不再，只在墙上留下椅子的凌乱靠痕。迎来记者和送走记者的只有北京春天未消的寒风，寒风虽然态势强劲，已是强驽之末，夏天一来就寒风就不再了。
记者衷心祝愿未来“波波自由城”的囚徒胡佳真的被彻底释放，彻底自由，快乐自由的活着，“波波自由城”名副其实，整个北京城也才能变成自由城。
胡佳重获自由访港 解除跟监反而不惯
长期被中共软禁的爱滋病维权人士胡佳，二月获解除软禁，随后前往香港参访一个月，重新享受到自由的滋味。不过，他说，刚到香港发现没有大队人马跟监他，一度让他颇不习惯。
胡佳一九七三年出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的爱滋病维权工作者，从二零零二年开始不断被拘捕、软禁限制自由。
胡佳应香港的大学和关注中国社会的民间机构邀请，于二月二十六日到三月三十一日到香港访问。胡佳今天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畅谈这次解除软禁及顺利访问香港的感想。
胡佳表示，他第一次到香港是二零零一年四月到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环境NGO与媒体会议。在这个会议后他把精力转移到爱滋病的工作上。
这次是因为被关押的维权人士高智晟回家了，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案子已经宣判，他的妻子曾金燕认为他应该出去和人群接触，因此一月二十六日坐着中国国内安全保卫局（国保）的警车，由四个警员陪着去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港澳通行证等出国手续。
二月二日领证件的日子，他本以为出国申请会被拒绝，却没想到二月二日去领证件时没遇到任何麻烦，就“很普通的”给他和他妻子的通行证和七天自由行批注，让他“挺意外的”。
他认为，中国政法系统、国安、国保一定是做过严格评估，可能是觉得让他出国的“危害”小于在国内的危害。
不过，因为二月一日起爱滋病医师高耀洁被软禁，他一直对外发出有关高耀洁的消息，事涉敏感，他原本以为香港还是去不了。
他表示，后来高耀洁的事情在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蕊的关切下逆转，二月十六日高耀洁被通知不再限制她行动，胡佳也是在二月十六日恢复自由，软禁监视的警方从他的楼下撤走。
他说，二月二十六日搭机前往香港，直到飞机舱门关上，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他才确定可以“自由的离开家”。
从二月十六日到二十六日，不被拦截、走出家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自由。他说，“能够坐公车，觉得好幸福，能够去买东西和人说几句话，可以拜访朋友，对自由已经有强烈的体验，感觉到北京是那么亲切”。
他说，反而是二月二十六日到香港后，惯性没有扭转过来，在香港机场发现没有人“欢迎（跟监）”他，住在香港的大学里头一周的时间，从房子往楼下看也没有看到跟监的人，唯有三月十八日参加游行穿着营救陈光诚的T恤，才看到跟监的人。
在香港只有游行那一次感觉到“重逢的亲切感”，他表示，因为去年有三百三十天，他都有安全人员跟着，“前呼后拥”，因此他和香港朋友开玩笑说一旦没有大队人马跟着，“颇有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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