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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礼安，你千万要活着！"
——鲁礼安失踪27 天 亲人朋友依然在寻找
小草
武汉作家、文革研究者鲁礼安 先生上月12 日清晨离家出走失踪，到5 月8 日为止，已经进入第二十七天。
二十七天来，鲁礼安的亲人朋友找遍武汉三镇，通过有关人士查询，他的手机在他离家的当天已易主，手机打出的记录显示，当天鲁礼安用这个手机给家里打过两个电话。到晚上，有人在汉口西北湖得到他的手机，是抢劫而获还是鲁礼安不慎遗失，目前不得而知。
4 月18 日，有人报当天晚上在武汉大学看见长相与寻人启事相象的人在武大校园彷徨， 19日，鲁礼安亲友十多人在武大寻找一天无果。又有人说在水果湖小区放鹰台见过他，鲁礼安亲友从水果湖一直找到东湖梨园、湖北财经学院一带。鲁礼安的妻子王福君尤其是心力交瘁，在一次寻找途中被一辆三轮摩托撞倒，幸无大碍。
4 月23 日，"湖北经视"电视频道播出了寻找鲁礼安的消息，视频点击：
http://sz1966.v.hexun.com/D249350.html
五·一前一周，又有人说在鲁礼安母校华中科技大学附近的森林公园见到鲁礼安，鲁礼安的亲友、校友、难友、工友十数人，连日来一直在森林公园、鲁巷以及华工附近寻找。
5 月2 日，寻找者向森林公园管理处求助，他们向管理部门领导介绍了鲁礼安的情况，获得帮助。森林公园管理处的陈科长亲自随寻找出租车将寻人启事分发到各个游览景点。
在"海纳百川"博客，鲁礼安的网友杨 老师将他往日和朋友们团聚的视频剪辑上传到了网页上，在那里，可以看见鲁礼安和朋友们一起高唱《满江红》，还有他用英文唱的《雪绒花》。
点击视频：
http://sz1966.v.hexun.com/
鲁礼安是"海纳百川"的常客，他的很多文章也收集在这里。他最后上传到这个网站的文章是《天涯何处觅孤魂――我的"右派"叔父鲁秉钺罹难50 年祭》，上传时间是4 月3 日，他出走前一周。文章结尾说："清明节将临，是启程前往钟祥奠祭叔父的时候了。叔父的英灵，苦苦地等了 47 年，直到今天，仍在那里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亲人的到来。"鲁礼安的朋友也曾到他叔父罔难的钟祥去寻找鲁礼安，但没有任何消息。
鲁礼安的妻子王福 君多次向当地公安部门、派出所求救，但是派出所只是说，我们已经将失踪者信息上网，有消息会告诉你们。有网友说，遥想当年，将鲁礼安和"北决杨"骨干分子逮捕入狱时，整个湖北省公检法系统都调动起来，可以在根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将 鲁礼安先生单独监禁将近十二年；正是这十二年的冤狱埋下了 鲁礼安先生失眠、精神失常的病根，如今公安部门的寻人技术又岂止是提高了多少倍，却再没有任何部门愿意为寻找这样一位思想史上如此重要的失踪者启动任何警力。
网友胡杨树 先生在文章《请记住这个人》中说到，当年鲁礼安冒天下之大不讳质疑所谓"六十一人叛徒事件"，"薄一波为自己的后人安排了一条通向权力中心的锦绣前程，他几曾想到那个当年为他们奔走呼号的鲁礼安因长期遭受精神肉体折磨所受到的伤害有多深？鲁礼安因文革留下的创伤至今都未愈合，精神上长期处于焦虑状态，长期失眠，痛苦不堪。上个月十二号他留下绝命书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引起民间极大的同情和关注。许多人为他愤愤不平，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苦难向谁去诉说？又有谁去关心过？ "
网友"退休翁"自从得知鲁礼安失踪消息后，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华工和森林公园一带寻找鲁礼安，他还在海纳百川上写了一封信，希望鲁礼安可以看到："鲁礼安，你千万要活着"。
5 月2 日在海友的聚会中，黄道坤老师朗诵了他的诗，道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全诗如下：
鲁礼安你在哪里
黄道坤
我向苍天长呼
鲁礼安你在哪里？
我向大地寻觅
鲁礼安你在哪里？
我向大海呼唤
鲁礼安你在哪里？
到处都没有你的回音
我们的心在颤抖，
我们的心在泣血！
你一身正气，铮铮铁骨
誓与一切邪恶势力抗争
对朋友你倾其所有
愿将自己的一切奉献
你崇高的精神
不妥协的灵魂
与海上的朋友心心相印
你是海的化身。
回来吧，鲁礼安
浪迹天涯的游子
归来吧，一个不屈的灵魂！
你的出走
不知让多少人揪心
啊，愿上帝保佑你
如果仰天长啸能唤回你
我们愿日夜仰天长啸
平安归来吧，鲁礼安！
愿上天显一回神灵。
如果歌声能感动你
我们愿不断高歌：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但愿黑暗过去
能看见光明。
母亲期待着你
妻子期待着你
远在上海的儿子也盼望着你
还有众多的朋友期待着你
归来吧，
归来吧，
归来吧
附录：
天涯何处觅孤魂
――我的"右派"叔父鲁秉钺罹难50 年祭
鲁礼安
我的父亲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子，下面有一弟一妹。因其婶母膝下无子，在我父亲19 岁的时候，由我父亲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作主，将我父亲过继给了婶母。所以从名义上讲，我的祖母即湖北人通称为奶奶的，便只剩下叔父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叔父名叫鲁秉钺，字松鹤，1932 年生，读过武昌省立第一中学的高中，是毕业还是肄业我不清楚。从学校出来后叔父当过会计，也在小学教过书。武汉解放后国家急需人才，叔父考进湖北省财经训练班，受训后被组织上分配到钟祥县税务局工作。对于叔父"反右"运动之前的历史，我所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
叔父去钟祥工作时，我还是个5 、6岁的小孩，对于叔父的印象也很模糊。只记得有一次叔父回汉探望我的祖母，我们一家五口人住两间房（父亲远在深圳工作，母亲和我们姊弟住一间，祖母和婶祖母住一间）。大人们发愁叔父住哪儿。我竟然自作聪明地建议让叔叔睡我们房里，惹得大人都笑起来。说哪有小叔子和嫂子睡一个房的？当然，童言无忌，闹个笑话罢了。
听父亲说，叔父的数学很好，这大概就是他当初报考财经训练班的原因吧。不过我知道叔父的文章写得不错，读中学时就在武汉的一家报纸上发表过许多短文，属于 "花边文学"的那一类随感。叔父很珍惜他的这些"少作"，曾经剪辑成厚厚的一本，用纳鞋底的索子装订起来，在我们家里放了许多年。我现在能记得的只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良医和庸医"，大概是讲良医治病，庸医误人，具体内容可是毫无印象了。不过要是到省图书馆去查解放前几年武汉的报纸，应该还是能查到叔父写的那些署名"秉钺"的文章的。
叔父能写点文章，自然也就喜欢读书。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他大概是读过一些，，一本纸张早已发黄的《满江红》，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他也读鲁迅的书，我见过的是一本《彷徨》，纸质极为低劣粗糙。他偶尔回汉探亲，也给我买点书。这些书几乎都没能保存下来，仅存的一本，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52 年版的。
叔父是个孝子，每月工资一发，在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后，多的钱都会寄回来给长辈零用。母亲给多少、婶母给多少，在信上都一一写明。叔父没有结过婚，把我和我的姐姐当作自己的儿女待。过年时的"压岁钱"自然是少不了的，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倘若我们姐弟俩哪个考了全班第一，还另有奖励。每接到叔父的信和汇款后，我便照例要按祖母和祖婶母的口授写回信。记得其中必有一句"寄来的钱已照数分配"。但我总是弄不清楚究竟是"照数分配"，还是"照叔分配"，常常要问一问，但祖母和祖婶母似乎也不太了然，随我怎么写，反正意思到了就行。
我对叔父汇来的钱兴趣不大，即便其中偶尔有我的一份，那一份也不会落进我的口袋里。家大口阔，我那时还不太清楚钱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在每个月叔父关饷的那几天，祖母们是望眼欲穿的等叔父的汇款，我则是望眼欲穿地等叔父寄书――叔父订了《少年文艺》和《连环画报》两种月刊，自己先看一遍，然后邮寄给我和姐姐看（后来听姑妈的儿子徐良玉说，他和他的姐姐每月也会收到一份《少年文艺》和《连环画报》。如此说来，这两种月刊叔父是各订了两份）。我想我后来对文学的爱好，离不开这两种杂志的熏陶。特别是《少年文艺》，对我文学上的启蒙是非常巨大的。记得有一期是童话专辑，上面有一篇童话叫"一棵倒长的树"，说有棵大树的树干是朝地下长的，从露在地上的树根朝地下攀爬，会发现一个十分新奇的世界。那里不但有房屋，有街道，有宫殿，还有一间神奇的空房子，里面装满了反叛者的声音――统治者将政治上的反对派杀掉或关押后，害怕这些人的声音被老百姓听见，就把这些人的声音也关了起来。
我很快就升到高小了，我每个月仍然盼望我叔父给我寄杂志来。然而不记得是从哪个月开始，我再也收不到叔父的杂志了。不但杂志收不到，汇款也没有了，甚至连信都很难得有一封。大人让我写信去问，叔父回信说单位精简人员，他下放农村锻炼，下放期间单位只发基本生活费，所以暂时没有多的钱寄回来。母亲感到这事有点蹊跷，怎么下放锻炼连工资也停发了呢？就怀疑他是在"大鸣大放"中出事了。祖母不知道什么"大鸣大放"，还以为叔父谈了朋友，花销大了，所以不寄钱回，就骂叔父"娶了媳妇忘了娘"。后来听母亲说叔父下放了，又成天替叔父担心，怕他受不了做农活的苦。这倒还在其次，最让祖母揪心的，是叔父很少写信回。特别是 58 年下半年以后，家里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叔父的信了。
有一天晚上，在汉阳青石桥小学教书的姑妈来我家看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和嫂子（那时我的父亲还在深圳九龙海关工作）。姑妈背着祖母，在我们的房间里和我的母亲嘀咕了一阵，大人们的神情都很严肃紧张，也不知都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说叔父被打了"右派"。我那时还不大懂得究竟什么是"右派"，但有首名叫《社会主义好》的歌倒是成天在口里唱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可见"右派"分子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坐江山的反动派。难道我的那位可亲可爱的叔父也成了"右派"分子，也成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坐江山的反动派么？他为什么要去当" 右派"、当"反动派"？我一点都搞不明白。我也不好问大人。因为他们也是一脸的茫然不解。
我的姐姐那时正在汉阳23女中念高中，住读，每个礼拜六晚上回家度假。有一次她回家后，背着父母，悄悄地把叔父写给她的一封信给我看了。我至今还能记得这封信中的一些话。叔父说，我现在在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指我的姐姐，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不听党的话，堕落成了可耻的右派……还说想再看一遍张恨水的《满江红》，请我姐姐找出来给她寄去。我能记得的就是这些。但是不知道是姐姐当时没有找到这本书，还是找到了不敢寄，总之，这本书是没有寄给叔父的。姐姐甚至连回信都没有给叔父写一封。她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团组织，也许，给叔父寄书或者写信，就有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之嫌吧。然而姐姐直到高中毕业，也未能加入团组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她有个当"右派"的叔父。
我们一家人都因为叔父当了"右派"而背上沉重的包袱。但是最可怜的是我的祖母。她不知道她的儿子当了"右派"，她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明白"右派"是怎么回事。她只知道她的儿子自从"下放"农村"锻炼"后，就再也不管她这个年迈的母亲了，不但不再给她寄赡养费，连家信都不再有。祖母每天就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眼巴巴地等儿子的信来。一天一天地等过去了，儿子没有信来；一周一周地等过去了，儿子没有信来；一个月一个月地等过去了，儿子还是没有信来，整整一年过去了，儿子都没有信来。祖母开始绝望了，口里自言自语地反复说："鹤子（我叔父的小名）怕是不在了。鹤子怕是不在了。"为了安慰老人，父母曾经假借叔父的名字，以叔父的口气写了封信，投进邮箱，让邮递员直接送到祖母的手中。祖母把信颠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又看，她并不识字，却摇头说，这不是鹤子写的，不是鹤子写的。也不知道祖母怎么就会感觉到这封信是假的。
再后来，祖母似乎是彻底地绝望了，她认定儿子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而这个远在钟祥的儿子就是她的命，失去了儿子她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支柱。祖母的食量愈来愈少了，到后来几乎就不吃什么饭了。家里人不管用什么办法劝她，都没有用。她只是说要到钟祥去看她的"鹤子"，要去陪伴他，照顾他，但实际上祖母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成天躺着，很少下床，老是问我们为什么不带她去钟祥看"鹤子"，老是问"鹤子"是不是死了。那神情凄惨惨的，就像《祝福》里的那个逢人便要诉说她的被狼吃掉了阿毛的祥林嫂，让人见了都害怕。终于有一天，在家里人都不在的时候，祖母站在床上，将一根绳子系到靠床的窗子的框上，将自己上了吊。
那天是1960 年的4 月13 日。祖母是上午死的，我正在学校上课。学校的"门房"突然跑到我们班上来，把我喊出教室，说家里有事情，让我马上回家去。我一听就意识到是祖母死了，赶快跑回家。一上楼，就见婶祖母和邻居都围在我们家的门口议论纷纷。我进了祖母的房，祖母已经平躺在她的床上，神色异常的安祥。舌头也没有伸出来，完全没有上吊的人通常有的那种可怕相。听婶祖母和邻居说，祖母虽然脖子上套了绳子，脚却还是落在地板上的，所以也不完全是吊死的。其实，祖母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这根绳子，不过是压死祖母的最后一棵稻草。但不管怎样，祖母从此永远也听不到我喊她"奶奶"，也永远不会再问我们她的"鹤子"还在不在。
差不多就在我的祖母死去的那段日子，我的汉阳的姑妈曾经收到过钟祥税务局寄给她的一张"死亡通知书"，说我的叔父在下放农村改造期间，因病死亡，已经就地火葬。说叔父尚有少量衣物杂件之类的遗物，问我姑妈是否前往钟祥领取，等等。姑妈来我家将此通知书给我父母看了，大人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去钟祥，叔父的遗物任由组织上处置。对于姑妈和我的父母的决定，我长大后终于能够理解：当是时，对于叔父这样一个"右派分子"，亲戚朋友避犹不及，哪里还敢去领取保留他的 "遗物"。但是叔父的骨灰呢？据姐姐回忆，"通知书"上好像没有提，大人们也没有向叔父生前的"组织"写信去问。那么叔父的骨灰，多半是抛洒到荒山野岭中了，叔父死后，连个安葬之处都没有。这，大概就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可耻下场"吧。在那个时代，像我叔父这样的"右派分子"，落到这种 "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的，多如恒河沙数，并不稀罕。稀罕的是，那份关于我叔父的"死亡通知书"，说我叔父的死亡时间是 1960 年4 月10 日 。就是说，我的祖母，刚好是在她儿子死去的第三天上了吊。
老人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说人死了是会给亲人"托梦"的。我的婶祖母就坚持认为我祖母之所以上吊，是因为我的叔父向她托了梦，让她知道他已经死了。祖母因此才决定走的，好去阴间照顾她的儿子。几位邻居家的老人也都是这样认为，还有个读过大学的邻居，说母子之间哪怕隔得再远，彼此间也存在一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婶祖母的话和邻居的话该不该相信，但是与其让我祖母每天魂不守舍地牵挂叔父，倒不如让她老人家一了百了的好，她终于可以去黄泉路上去追寻她爱子的亡魂了。然而我们一家人在叔父离世前为他做了点什么事情呢？在得知叔父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后，我们有人去看望过他，问询过他的情况吗？在他饥肠辘辘时，给他寄过哪怕一丁点的食物吗？在他生病时，我们照顾过他吗？都没有。甚至他最后想看的张恨水的书，我们都没有给他寄去。我们在他受苦受难时，没有给过他任何的帮助。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一家人对"右派"叔父表现得如此的冷漠？
汉阳的姑妈倒是接到过叔父的几封信的，据姑妈后来告诉我们，叔父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说错了话――叔父下乡收税时，觉得农民的生活很苦，一些地方不管农田里的收成如何，统购统销，指标又订得很高，农民的口粮都被统购去了，无法维持生活。 57年组织上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叔父不知厉害，说了农民生活苦，统购统销要看情况而定，不能一刀切，否则要饿死人的这样一些"反党"的话，于是被定为了"右派 "。叔父被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改造。没有多久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因为吃不饱，缺乏营养，身体很虚弱。重的农活干不动，就分配去一处山沟沟放牛。每天的中饭和晚饭，要走七、八里路去大队的食堂领。定量又极少，来回走一趟，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后来就得了浮肿病，下不了床，连去食堂领饭的力气都没有，更谈不上去医院看病。那年月得浮肿病的人多了，谁还管一个"右派"的死活呢。叔父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我后来常常想，叔父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是病死，还是活活的饿死？他咽气之前，身边有人照看他吗？还有，他临死前想过些什么呢？他会想到他的母亲吗？一定会想到的。那么其余的亲人呢？比如我的父亲也就是他的胞兄，我的姑妈也就是他的胞妹，他想没想过？还有我和我的姐姐这些他一直关爱的侄子侄女，是否也让他牵挂在心中？他在弥留之际，也许是想与我们做最后的告别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在场，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过去看看他。叔父是无比绝望无比孤独地离开人世的。临死之前，他也许根本就不再留恋牵挂我们这些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温暖和安慰的亲人了，他所牵挂的，或许就是那几两已经无力去领的米饭。
叔父被打成"右派"，已经是整整50 年前的事情了。1978 年的年底，钟祥税务局有两位干部到过我家，给我父母送来了一纸关于我叔父的"改正通知书"。据"通知书"说，我叔父当年对统购统销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所提的意见是"正确的"。被定为"右派"是"错误的"，应于"改正，恢复名誉"。至于"补偿问题"，因我叔父已经于 1960 年病死，身后又无直系亲属需要供养，所以按照政策，不存在补偿方面的问题。来人希望我父母能够给以谅解。谅解？何等轻松的一句话啊，然而除了谅解又能怎样呢？1979 年底我出狱后，还亲眼见到过这张"改正通知书"。我当时就想，人都死了快20 年了，尸骨都不知道烂在哪里，改正还有个屁用！西哲有言："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对于我的叔父来说，这张"改正通知书"可以说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形同一张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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