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一个曾出现在毛泽东主义古拉格营的老词汇回到了中国。它就是“过劳死”，而且它常被用来描述那些为你我生产服装、电气和玩具的男子和女子真的工作到死。

魏美仁（音译，Wie Meiren）是典型的过劳死，你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镇找到这种类型。她32岁，有三个孩子，离开了饥饿的农村，到东莞（音译，Dongkeng）找到一份工作，装配出口到英国市场的玩具车。

在那里，她一年工作三百六十天，从早晨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半，只有半小时的午餐时间，去洗手间时间长些的话要交罚款。如同在许多中国工厂，军事操练常常高呼：“公司万岁！”如果有人和经理们顶嘴，他们可能被打耳光。

有一天，美仁家中有急事。老板不许她去处理家事，她变得十分愤怒并晕倒了。她强迫自己继续工作两周，但最后她筋疲力尽，垮掉了——在到医院以前就死掉了。尸检显示过劳死——由于过度劳累心脏和器官产生障碍。

每月，中国工厂里有大约五万根手指被切掉。二十岁的陶春兰（音译，Tao Chun Lan）来自四川，在深圳一家手工艺厂工作。一天晚上，她发生工厂里都是烟雾——而且工人们被关在里面。大约八十四名工人被烧死或践踏而死。兰跳出窗户，不可挽回地伤了腿。她没有得到赔偿。“他们不在乎我会不会终身残废。”

去年，中国当局宣布了新的劳工法草案，目的是让中国工人获得一些基本权力，这来得太晚了。

中国共产党提出这个改变并非出自突发的善心。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越来越多中国人拒绝为西方公司做奴隶。去年，中国有三十万起非法工业行为，发生一连串的经理“工厂绑架”事件，还有超过八万五千起的抗议。

中国人民显示出他们不想从毛泽东主义的古拉格营跃到信奉市场的血汗工场。他们要求合理的折衷：产生财富的强劲贸易和市场，伴之以强大的工会制止市场吞噬他们。他们想结束贫困，但不想丢掉性命。

但他们碰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代表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和工厂的组织派出大量游说团到北京，威逼利诱当局放弃新的工人保护规定。美国商会——代表微软、耐克、福特、戴尔和其他公司——列出四十二页的抗议。他们宣称，这些法律是“无法承受”而且是“危险的”。欧洲商会支持他们。

那些宣称会带来自由和民主的公司，事实上是在游说粉碎自由和反对中国人民朴素的民主意愿。

它们的游说似乎取得成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经选举的）准备在下月左右为新劳动法投票，但这些议案已经被很大程度上削弱。

似乎毛泽东主义也是好的，只要它的独裁是为比尔.盖茨和其他亿万富翁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患精神病的独裁者服务。

这些西方公司明白地寻求一个这样的中国：在那里，少数极富裕的人们可以自由组织，但大多数穷人被国家暴力禁止这样做。

当然，这些信奉市场的经济学家会宣称这种状况事实上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因为这样的体系是让他们富起来的最好办法。显而易见的回应是：让他们决定。如果他们不想加入工会，如果他们不想要工作场所保护，没有人会强迫他们。但要给他们选择的自由。还是说这些经济学家会说中国人民太愚蠢，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

为了数百万像兰和美仁那样的人们，我们需要向那些公司显示，我们会拒绝购物，直到它们停下来。（作者，Johann H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