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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6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的一个砖场里救出的奴隶工。（网络图片） |
特写：中国当代“奴隶工”
（大纪元记者文华综合报道）“每天早上5点开始上工，干到半夜1点才让睡觉，从没休息过；24小时都有5 个打手和6条狼狗来回的看着，干活动作稍微慢点就挨打。一日三餐只有吃馒头、喝凉水，没有任何蔬菜，而且每顿饭必须在15分钟内吃完。睡觉的地方没有床、只有铺着草席的砖地、冬天也不生火的黑屋子，30多人只能背靠背地“打地铺”。一年多没刷过一次牙、洗过一次澡、换过一件衣服，而且所有劳动没有一分钱的报酬”
当人们看见这样的描述时，也许还以为是1935年夏衍先生所写的日本人在上海纱厂里的《包身工》续集，然而事件发生在2007年6月6日的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的一个砖场里。
山西黑砖窑里的奴隶
当31民外地农民工被当地警察偶然发现时，他们个个像鬼一样长发披肩、胡子拉碴、臭不可闻，“身上的泥垢能用刀子刮下来”。 他们个个遍体鳞伤，有被工头打伤的，有被狼狗咬伤的，更多的是被滚烫的砖窑烧伤的；被救出的31人中有8人除了干活，“只知道自己叫什么，连爹妈的名字和老家在哪里则统统不知道了”。据说有个甘肃来的“刘宝”， 因动作慢，被工头衡庭汉用铁锹猛击头部，当场致其昏迷，第二天死在黑屋子里。几名打手用塑料布将他的尸体裹住，随便埋在了附近的荒山中。
砖场的老板是曹生村党支部书记王东己的长子王斌斌。砖窑位于曹生村东南角，占地约20亩，没有围墙，从坡路上可清晰看到砖场的全貌；砖场的对面就是王东己家的院子。事后人们不禁奇怪：乡镇干部和派出所片警经常去村支书家办事，“他们这么长时间怎么不知道呢？”
据调查，村支书儿子办的这个砖窑厂是没办任何手续的“黑厂”，王称去年“承包”给了工头衡庭汉。“出一万块砖我给他360元”，这样每块砖的成本3.6分，而售价在0.3元左右，支书家得了近10倍的暴利。
“‘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比起当年上海滩的包身工，如今被关在黑砖窑里的农民工更惨。相同的是“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血肉造成的“机器””，不同的是他们的家人还没得到包身的20块大洋，也没有三年包身契满后所得归自己的说法。“芦柴棒”们每天工作12小时，而这里几乎是20小时，人都变痴呆了，除了干活什么都不知道了，包身工是72年前日本人压榨欺负中国人，而现在是中国人把另一群中国人当成“奴隶”使，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现象。
 受虐待的工人谈到被打的经历忍不住泣不成声。（源自:信息时报）
上千孩子被拐卖进黑窑
6月5日，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讲述了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立交桥下、马路边等地方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 500元一人的价格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
帖子里描述了不久前成功的一次解救过程：“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后被人救出在医院治了数月也未痊愈）。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广东惠州黑砖厂奴工调查：天天挨打干活比驴累。（源自:信息时报）
黑窑背后的政府撑腰
消息公布后，仅在天涯杂谈网站一周内该帖的点击率便超过58万，回帖高达3000多篇。 在6月12日“世界无童工日”的第二天，新快报报导了这些河南父亲们倾家荡产，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潜入山西大山深处寻找孩子的经历。两个月来他们先后营救出40余人。当地政府只让他们救出本省的孩子，而“对那些来自湖北、 四川等外省的孩子，我们为无力改变他们的命运而愧疚”。
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三次赴山西采访后，不但证实了这群父亲们的经历，同时揭示了黑窑存在的秘密。“因为山西人口少，用工紧张，很多窑厂主都从人贩子和黑中介手中买来窑工，变成“黑人”。“我们去过的这些黑窑厂都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当地执法部门不配合，甚至还执法犯法 。”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朱广辉是从一个窑厂解救后，又被当地劳动监察部门倒卖到另一个黑窑厂的，并且一个姓冯的劳动监察队员还把朱广辉被解救时补发的300元工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付振中悲愤的说。
广州惠州的黑窑
除了山西的黑窑外，大陆各地都有类似“奴隶工”。以文明发达的广州为例，2007年3月19日，大陆信息时报详细披露了广东惠州黑砖厂奴工调查报告：“天天挨打干活比驴累”，就在记者找来惠州市惠城县潼湖镇三级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欲解救200多名被骗来的外地奴隶工时，厂方却拿出一份合同，称他们是合法用工。
60岁的文理忠被中介“包吃包住， 每天40～80元工资”的谎言骗进厂后，每天至少用体力搬运 9000块砖，吃的只有白饭加咸菜，睡的是几十人的大窝棚。当他冒死逃出来后随记者回去讨要工钱时，工厂结算结果却是他反欠工厂10元钱。原来工厂在合同里写道：““没有请假、没有做够3个月就私自离厂者，来厂里打工时的车马费300元必须如数归还厂方。”以每搬1万砖得60元工钱计算，扣除被褥费 80元、每天10元的伙食费等其他费用后，老汉起早贪黑干活、惨遭毒打、缺吃少睡一个月的全部所得是负10元。最后在当地劳动监督部门的责令下，工厂才给了老汉200元工资。
然而厂里另外200多名被骗来的农工就没有文理忠幸运了，他们还得继续在黑窑里当奴工，因为最终执法人员初步认定，这所名为“惠州市惠城区潼湖树昌砖厂”的黑工厂存在“招工欺诈，克扣工人工资，侵犯工人权益、体罚工人，不兑现承诺”等种种问题，勒令其停工整改。
时报记者在反问“岂能仅仅停工整改了事？”后，终于明白了那些奴工冷漠目光背后的含义：这些年停工整改那么多次了，最后不是一切照旧吗？谁能救这些变相的奴工呢？
 完不成当天的活，就要挨打或扣发工资。图为黑窑给奴工签订的不平等合同（源自:信息时报）
劳教所的奴工
据瑞士《日内瓦论坛报》2003年4月11报导，瑞士人权组织调查发现，中国有上千个劳教所强迫被拘禁者生产各种产品，并以极低的价格倾销到全球市场。在数百万未经审判就被随意关押进劳教所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占了相当比例。
中央社在2003年11月8日题为“法轮功学员被迫生产奴工产品”一文中，例举了57岁的法轮功学员万贵福，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被强迫为兰州正林农垦食品有限公司用嘴巴磕、用手剥一种大板瓜子，因未完成任务而被四队队长吕军暗示九号室的犯人殴打致死。其他很多人牙被嗑掉嗑坏，手被磨破，指甲整个被剥掉。他们每天被迫做工十个小时以上，得不到任何报酬。而正林公司凭藉“手选瓜子”的牌子，远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和台湾等，仅1999年营业额就达1.4亿元。
目前居住在法国的陈颖女士曾是中共驻法使馆外交官员的随任家属，她在1999年回北京探亲期间也因炼法轮功被捕。在劳教所里她被每天强制劳动超过16小时，被迫制作雀巢公司的分包商北京米奇玩具公司用于促销的兔子玩具，出口手工茶垫坐垫，手织毛衣手套，快餐卫生筷等。
陈颖对大纪元记者回忆说：“劳教所吃、住、干活、上厕所都在同一个房间。吃饭前要大声唱劳改歌曲，声音小了不行，得用高声喊叫的声音唱。领饭时我强迫单腿下跪，双上把碗举过头大声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请求打饭。”。否则不给饭吃。每天吃饭、喝水、上厕所都限制时间，早上20多人只有3个水龙头，5分钟内必须洗漱完加上厕所，平时只能低头，不能抬头张望，更不能讲话。”
除了这些外，陈颖还被剥夺睡眠和强制洗脑，警察还给她注射了一种药物，令她丧失记忆的同时，身体左半边经常抽搐，很多年后都是麻木的。当陈颖后来回到法国，看到法轮功学员经受的酷刑照片后流泪了，慢慢的她才开始回忆起自己所遭受的酷刑和奴役。
 如此美丽的意大利名牌娃娃竟是劳教所奴工産品（网络图片）
必须从体制上根本改变
现旅居法国的中国劳工组织负责人蔡崇国先生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披露出来的奴隶工、童工问题，比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残酷更血腥，它反映了中国社会不把人当人待的残酷现实，反映了社会极度的不公正不平等现状。奴工现象不但在山西河南等地常见，在云南昆明、广东东莞也很普遍。比如几年前大陆媒体报导了河北定县的工厂剥削奴隶工，但年年报导，年年照旧。一些黑窑厂的老板被抓起来，舒舒服服关几个月后出来再干，因为有地方官员的保护，有经济利益的诱惑，再加上贫困农民没有别的活路了，再苦再危险也会干的。
蔡崇国分析说，中国奴工现象不但反映了社会人心恶劣、道德沦丧的现实，更反映了体制的弊端，光靠复兴文化提升道德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不少人把这些阴暗面归结为地方官员的腐败和黑心商人的残酷，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很多是中央政府行为的恶劣示范的结果。比如煤矿死人了，采访镜头不是对着受害家属的苦难遭遇，而是某某官员如何下指示，只重视官员不重视百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
“说到底是还是个体制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奴工，就必须从体制上加以改变，第一要建立工会制度，让工人、农民工有自己的工会，有罢工的权利，有自己的媒体在社会上发出声音，让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享有同样的社会地位，第二要有公正的社会舆论监督，有讲真话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第三还要有对民众负责的政府。现在只讲GDP数量，官员的升迁从来都不看对环境的破坏和对民众的盘剥”
蔡崇国还表示，现在中共高层相对于其前任，对民众的疾苦多一些关注，但在具体行动上一样的无所作为。尽管他们提出“权为民所用”等“和谐社会”的口号，但不断曝光的奴工现象的本身就让这些口号失去了信誉。
“中共现在夹在两种恐惧之中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担心地方官员的腐败恶行会使其丧失统治合法性，他们想惩治一些恶人，但另一方面中共高层又不敢真的从根本上改变欺压百姓的专制现状，因为一旦改变就会动摇其政权的稳定性，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统治。”
“只要这个制度不变，奴工现象还会存在的”。蔡崇国最后表达了自己对前景的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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