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在陷入一种莫名的亢奋中，空气中弥漫著那种不可扼制的自大与傲慢。

对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强调，在中国仍是商人们热衷的方式，尽管人们已不再使用“爱国就买国货”这样赤裸裸的口号了。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后，我看到了“强壮中国人”的牛奶广告；在二环路上一处楼盘边，矗立著「盛世中国”的巨大标语；而如今这家叫“爱国者”的公司，则试图说明，这个小巧的电子产品，关乎中国昔日的荣光和明日的骄傲。

如果，你生活在此刻的北京，可以轻易地感受到弥漫在空气中，除了汽车尾气与高密度的浮尘，还有那种不可扼制的自大与傲慢。北京正在陷入一种莫名的亢奋，人们谈论“大秦帝国”、“大汉帝国”、“大唐帝国”、“大清帝国”的热情，就像房价上涨得一样快；我们将四十八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邀请来此，并准备在一年后举办一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媒体上“如何从经济大国演变成政治与文化大国”的论调此起彼伏；《论语》、《周易》乃至《三国演义》中的帝王术，似乎都再次变成了“中国智慧”----他们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于世界文明具有重要价值。蜂拥到世界各地的中国游客们发现，伦敦的房子太旧、白金汉宫怎?能与故宫相比，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比不上上海陆家嘴的金融区，美国人真笨竟然搞不清天津在哪，柏林的购物中心根本就不够大、营业时间也不够长……如果再说下去，他们的抱怨就令人想起乾隆皇帝在二百年前口气：“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货物……”

情绪真的转变了。二十多年前，中国人还为未来坠坠不安。国门在封闭了多年之后打开了，人们发现什?都缺，不仅没有“那些需要拯救的人们”吃得好、穿得好，建筑比他们的更破，灯光比他们的更昏暗，个人生活没有他们快乐，甚至我们的文化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曾经嘲笑他们历史短暂、缺乏根基，而我们则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礼仪之邦，却旋即发现似乎并非如此，并为自己是否会被“开除球籍”、海洋文明是否必将取代陆地文明而争论不休。

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伴随著那场政治风暴结束了。随著，整个国家，从政府到个人，从无业游民到知识分子，开始忙著挣钱，意识形态破灭了，政治变革希望消退了，金钱既是生活的目标也是唯一的安全感。　

我们的运气很好。我们受惠于新的世界产业分工，技术与产品的流通变得轻而易举，因为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并可以轻易地引进与复制先进的技术；我们也不用担心环境污染与劳工组织，事实上，只要得到当地权力机构的默许，它们通常不被计入成本；我们还如此勤劳和充满饥饿感与灵活性，想想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他们人数少得多、却创造了如此庞大的商业网络；我们也不用在乎其他的价值座标，比如在其中是否生活得幸福，他们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一直以来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事都在国家权力的强制下，迅速变成了全民性的运动；我们遭遇了全球性的商业革命，他们都像投资股票一样，把赌注押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市场，而不管现在是否赚钱……

总之，很多因素发生了作用，当我们再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将五十年前的梦想实现了一半，超过了英国成为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我们颇为兴奋，似乎一点没注意英国是一个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则有十三亿人，它的面积还没有我们河南大，他们的牛津、康桥，和我们的北大、清华可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世界观是《经济学人》，而我们则是《环球时报》。

我们的血液里缺乏怀疑精神，就像中国那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唐钺说的我们往往不考虑事情的实际状况，只听到一句话说得巧妙，就信以为真，经常“把感情替代理智”，沉湎于语言的快感。我们曾经沉湎于“科学”、“民主”、“共和”、“社会主义”，似乎这些抽象的概念能够解决一切。现在，我们则开始说“大国”、“崛起”，似乎顺著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就逐一超越德国、日本、美国，五十年之后、甚至更早，我们就回复了盛唐景观、四方来朝。我们没耐心去分析，这一路我们是怎样走来的，其中有多少偶然成份、多少不确定因素，而如今又充满了哪些艰险。

在谈论“大国”、“崛起”、“盛世”时，我们似乎对于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的警告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说国家实力包括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国民性格、国民道德、外交与政府的能力诸多因素，在衡量实力时切勿“给予任何单一因素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难道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电冰箱、帽子、玩具就是大国吗？一个大国也不该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模仿英国的PopIdol？看起来，我们一边在辩解自己是“和平崛起”，一边又率先夸大了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泛滥的语言狂欢中，我们似乎丢弃了谦虚的态度、反思自己的愿望和能力。一个缺乏现实态度的国家，多么容易被傲慢与偏见冲昏头脑，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上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吗？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是《那些忧伤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