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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辽宁省正在上演的“蚁力神”事件最形象地演绎着这一中国古训。涉及上百万人的社会事件、上万人的游行示威在中国的媒体上竟然是不存在的，国家机器采取围堵和高压的一贯策略，企图靠国安、警察和社会控制，将事件纳入“和谐社会”的轨道。
墨非定律说：“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被弄糟，那它就一定会被弄糟。”在中国的背景和中国特色的“治国”思路下，一场本来是正常的商业破产事件，就不但变得极不正常，而且还正在朝被处理得极为糟糕的方向演变。
在当今中国，最容易制造的大概就是神话，最容易破灭的也就是神话。今年11月底，亢奋了八年之久的“蚁力神”神话终于破灭了。就像赵本山为蚁力神做的广告：“管用吗？谁用谁知道！”，据说有100多万户的“蚁民”现在都知道：上当了，赔了！于是有上万“蚁民”聚集到辽宁省首府沈阳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负责。一场骗局或者说是赌局破灭是早晚的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但是骗局和赌局的发生和收场方式却是典型的中国事件。
“蚁力神”－中国社会的一剂“伟哥”
通俗地说，“蚁力神”是沈阳天玺集团在全国推销甚至出口的一副壮阳药，其神奇成份来自“拟黑多刺蚁”。天玺集团通过“委托养殖”这种几乎是不劳而获就获取高投资回报率的方式作为诱饵，将上百万家庭纳入了今天看来属于“非法集资”的骗局和赌局，养蚂蚁的热潮不但席卷辽宁，甚至还波及其它省市及香港。例如，浙江省绍兴就有一位“蚁民”将30万养老钱交给一位熟人去投资“蚁力神”，结果他连蚂蚁的尸首也没见过一个，钱就打了水漂儿。相比之下，绝大部分血本无归的辽宁“蚁民”至少还是“幸运”的：他们的家里至少还有若干养着蚂蚁的纸箱和一纸委托养殖的合同。
有了赵本山和范伟在央视黄金时间的广告代言，“蚁力神”的在中华大地上的名声和热度几乎可以与“脑白金”齐名。然而，赵本山说了“管用”就真的管用了吗？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媒体就有报道，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就警告“蚁力神”含有处方浓度的“西地那非”成分，即地球男人都知道的“伟哥(Viagra)”的主要成分。
“蚁力神”到底有多神，大概不仅仅是赵本山才知道。就像天玺公司为养蚁户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诱人的投资回报，“蚁力神”也靠“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这一中国保健药品的流行手段，让用过的人知道确实还“管用”。在中国，真药假药品都做广告，而且广告铺天盖地，似乎整个社会都在生病，而“蚁力神”恰是一副给中国社会带来过度亢奋的“伟哥”。
虽然“管用”的代价是“蚁力神”的堪比伟哥的价格，但是它的盈利显然不足以支撑天玺集团为蚂蚁养殖户提供的50％到40％的高回报率，这是明眼人早就看出来的问题。2001年和2004年，在政府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王奉友虽然落入调查者的法眼，但是每次都被放过一马，这也是如今广大养殖户认为“蚁力神”的背后有政府暗中保护和扶持的原因。2003年，王奉友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如果政府监管尽职尽责的话，至少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王奉友用“蚂蚁圈地”的可能。但是，直到不久前，王奉友头上仍然笼罩着绚丽耀眼的光环，受到政府、媒体和各种专家的吹捧。在天玺集团的官方网站上，依然能看到今年五月王奉友获得第二届“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称号的图文报道，把他捧上神坛的是人民代表报社、国家行政学院经济研究等，颁奖的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
就是这些光环，让身在局中的“蚁民”迷失了起码的判断力，盲目相信这是一条保了险的、除了给蚂蚁喂水喂面包屑就无需付出劳动的快速暴富之道。也正是因为这些光环，在蚁力神破产后，蚁民们相信他们是权势者勾结起来利益分赃黑幕的无辜牺牲者，是在信息完全不对称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游戏中必然的输家，因此他们自然迁怒于那些制定中国游戏规则的权力与商业精英阶层，如果事件得不到蚁民眼中的“公正”的解决，他们的愤怒必然指向这个制度。
一场游戏规则就不公正的游戏，你不能指望有一个公正的结局。从表面上看，政府不应该为一场赌博的输家赔偿损失，因此“蚁民”要求政府承担损失似乎有欠公正，但是这么大的赌局能堂而皇之地在中央电视台大作广告，能在官方打击非法集资的运动中毫发无损，由此带来的上百万社会成员蒙受巨大损失，政府显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即使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果受灾面积很大，政府也有义不容辞的救济义务。
“三个代表”与“三个镇压”
如果说“三个代表”代表的只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合法性理想与愿望，那么“三个镇压”无疑是与“和谐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现实写照。在一个国家权力不受监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民意缺乏凝聚与传递渠道、机会不均等、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的社会，“社会和谐”不过是“社会控制”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蚁力神”破产演绎成万人上街的抗议事件后，中国互联网禁忌词汇表上又新增加了“蚁力神”这字词，在中国最大的检索引擎百度上，“蚁力神”从此消失了。作为互联网时代群众自发组织的一个有用工具QQ群，只要被发现与“蚁力神”有关后，立刻就被封锁了。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事件噤若寒蝉，禁止蚁民上街闹事和上访成了辽宁省各级政权与专政机器最紧迫的任务。
1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沈阳市和阜新市的若干蚂蚁养殖者，了解了一些蚁力神事件的当事人情况和他们眼中的事件最新发展。
沈阳市的沈女士(化名)说，政府对群众抗议采取的是“三个镇压”政策，即网络镇压、媒体镇压和群众镇压，试图来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她说，沈阳当地警察被授权在必要时用武力镇压“闹事者”。
沈女士证实，蚁力神无力偿还本利的风声传出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通过互联网QQ群等联络手段组织起来到沈阳省政府前抗议，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为了平息风潮，沈阳市政府采取的处理办法是让养殖户到社区居委会登记填表，以便明年返还一部分款项。至于谁来返钱、返多少和什么时候返，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交待。
阜新市的刘先生也参加了万人到省政府前的示威游行。他也向德国之声证实，他被要求到社区登记，社区通知他们在12月20日到3月9日之间将养殖蚂蚁的合同原件上交，作为以后赔偿的证据。但是刘先生担心，合同原件上交后，手中的证据就没有了，从而失去索赔的资格。社区对养殖户的损失赔偿不做任何具体承诺，只告诉他们天玺公司正在破产清算中。但从上交合同的期限来看，短期内能赔偿蚁民的可能性不大。
直到12月10日，辽宁省各地方电视台才播报辽宁省公安厅对王奉友刑事拘留的消息，冠以的罪名是“组织、策划、煸动蚁力神养殖户集体上访，扰乱社会秩序”。官方媒体的定调不但与事实不符，在媒体失去公信力的中国，人们不由得猜测这是政府为自己开脱责任。阜新的刘先生说，养殖户最关心的返钱问题，但官方唯一的报道对此根本不提。
刘先生说，他当初去沈阳抗议完全是自发的，根本没有任何人唆使。他还说，现在上访和游行很难组织起来了，因为辽宁省政府下了狠令，叫做“有上访，就下岗”，即阻止养户上访的工作从上至下一级级包干到户，基层干部将控制工作落实到每一个养户，谁手上负责的养户出了问题，干部就得下岗。
“三个镇压”之亲身体会
“蚁力神”事件爆发后，因网上报道“重庆九龙坡最牛钉子户”而被称为“中国第一公民记者”的周曙光从湖南赶到沈阳寻访养殖户，但行踪却逃不过国安和警察的眼睛，被强行遣返。将博客作为一种“个人媒体”观察和参与公共事件与社会进程，这种所谓的“公民记者”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但在中国却因为技术上的阻碍和政治上的危险而属凤毛麟角。在“蚁力神”事件上，公共媒体缺位和失声，像周曙光这样的“非典型愤青”就弥足珍贵。
没有正常收入的周曙光向妈妈借了些钱和带上部分自己准备开个小店的本钱，11月29日从湖南乘火车赶赴沈阳，为了省钱，他乘硬座一路颠簸到了东北。到了沈阳后第一天没有访问到“蚁民”，第二天通过网络约到一个辽阳农村的养殖户见面，但是刚进这家的门就有公安来访。这位养殖户被公安带走，周曙光躲在阁楼里偷偷拍下了楼下的警车。
周曙光第二天与辽阳的一个养殖户约好见面，刚碰面就被警察带走，经过连夜的软硬兼施的轮番审问，周曙光在被超过了24小时的拘审后，在名警察的贴身“保护”下乘飞机被送回湖南，他身上仅有的一千多元被没收买机票，虽然他本人并不想坐飞机回去。
周曙光把自己的经历写在了博客上(www.zuola.com)，因为博客是设在国外的服务器上，德国之声记者可以在德国浏览周曙光的博客。周曙光的东北寻访养殖户的经历表明，辽宁已经从网络到村落都布下了由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天罗地网，个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子当中，公民抗争的空间和知情的权利都被限制到最小。中国的“和谐社会”就是通过强大的无所不在国安和公安组成的国家统治机器的高效运作来维持的，在中国每天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群体抗争和维权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社会控制模式。
周曙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受灾数据我没有，我得不到这个数据，有人称有120万蚁民，有600亿的金额，法律维权也是不通的，上级给所有法律事务所发通知了，在我的BLOG的留言中可以看到部分蚁民的意见和他们提供的数据。我的看法是，正因为媒体监督的缺位，才导致小社会问题发展成大的社会问题。”
如果东北之行有什么让周曙光感到幸运的地方，那便是他没有成为另一个孙志刚，以心狠手辣著称的辽宁警察最多只是在面对周曙光的“狡辩”没有办法时，恼羞成怒地在他头上狠狠敲了一拳和在脖子上砍了一掌。
周曙光在他的博客里总结说：压迫是正常的，放弃抵抗是不正常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别指望英雄来救你，即使有英雄--如果是自上而下，他也只会成为下一个独裁者，狼去虎再来；普及民主意识，提高国民文化教育水平。 拯救你们自己的任务就交给你自己了。
他最后带有几分愤世嫉俗的口吻说：我对目前任何人的生死没有责任和义务，能救你们自己的只有你自己。别来我这里寻找正义和真相，正义和真相都是唯心的定义，你认为是真相那就是真相吧，关我屁事。
谁该为什么负多少责任？
阜新市的刘先生从2006年开始养蚂蚁，开始时投入几万，目前连本带利被欠款30万。刘先生对德国之声说，“一直到今年10月，天玺公司都是每两个半月回一次款，分四次返回本钱，也就是说投进一万元，不到一年就能收回本钱了。但是大部分养户都是把返款再投回去，因此通过养蚂蚁实实在在能把钱拿到手里的人很少。”
刘先生说，蚁力神从1999年开始借“委托养殖”集资，到2003年时，他看到参与其中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特别是今年5月，他身边的熟人中很多人都加入进来。由于天玺公司返款一直不错，公司老板王奉友头顶“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社会慈善家”、“全国商会副主席”等光环，经常在媒体上与省长等高官共同亮相，还有赵本山、范伟给“蚁力神”在中央台做广告，手持商务部首批直销牌照，因此不知情的老百姓参与的越来越多，进去的也不愿意出来，指望利滚利发更多的财。
沈阳的两位养殖户向德国之声描述的情况是，蚁力神8年前开始集资了，沈阳普通百姓可以个人名义与该公司签订合同购买蚂蚁。蚂蚁装在大小不等的纸盒里，价格在3、5到10万一盒。天玺公司承诺一年内返回投资人50%的利息，后来因为参与人数太多，公司将利率减少到40%。返款实际上以14个月为计算单位。天玺公司的集资总额公布的是3亿人民币，但实际比这个数字要大，坊间猜测在160亿左右。
沈阳的沈女士说，养蚂蚁不需要地方，只要在自己家中喂养水和面包就可以。14个月后公司来人取蚂蚁，但并不检查蚂蚁的饲养情况，甚至连死蚂蚁也照收，给养殖户的感觉是蚂蚁对天玺公司来说似乎并不重要。
阜新的刘先生和沈阳的沈女士都认为，即使没有可能的腐败背景，政府在这件事上至少负有“不作为”的责任，这也是他们上街希望政府出面主持公道的原因。
但是，也有的养殖户对此持不同的看法。沈阳的李先生在电话里对德国之声说：“我觉得应该给政府点时间来处理。而且我本人也习惯了政府没有多大作为，所以我没有去上访上街，心态很平和。”
李先生说，“我本人是从事财务工作的，其实我当时就觉得投钱养蚂蚁是投机，带有赌博的性质，问题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赌和是否能输得起。我当时投了几万元，五年来没有拖欠返款的现象，再加上王奉友显得很有背景，总觉得这件事挺让人放心。我甚至觉得王奉友是拿了钱去干别的，去做比卖蚁力神来钱更快的事，而对我来说，他干什么我不管，我只要有回报就行。现在蚁力神倒闭了，我的损失我认了。”没有绝对的理性，就看你面对的诱惑是不是足够大，李先生虽然一开始就不信“蚁力神”，但是他最终没有经得住财神的诱惑。
李先生说，养蚂蚁其实有点像炒股，玩的人都是想不付出劳动就挣大钱，这件事给他的教训就是应该勤劳致富。他说，他身边的“蚁友”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他们不想把自己的责任全推开，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下来观望，看政府怎么处理。
一位自称辽宁省政府公务员的人在网络上发表“写给致力于揭露蚁力神集资骗局的同志们”一文，说政府并没有象一些养殖户说的那样“不作为”，没有及时查处的原因是养殖合同对法律规避的特别好，政府找不到能定性为非法集资的理由。这位“公务员”似乎更像是政府的御用写手，在发表于11月22日左右的这篇为政府辩解的网文中，已经暗示政府将会给王奉友戴上“煽动养户到政府闹事，让政府背损害养户利益的黑锅”罪名。
不是结语的结语
在一个法制国家，“蚁力神”这样的事件应该是一起商业破产事件以及由此带来了严重社会后果，从法理上政府也不应该承担直接赔偿经济损失的责任。但是问题在于，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只从法律上理解蚁力神事件必然是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一种误读。
政府和媒体缺少公信力，社会缺乏诚信的的游戏规则，近来在媒体和网络上有关华南虎照片和月球照片真伪的争论就是中国的诚信与信任危机的表现。“蚁力神”事件中，至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王奉友有政府的直接支持。但是，在中国，人们有充足的理由去推断，这件事与政府腐败无关简直是违反常识，所以尽管政府可能对“蚁力神”倒闭事件没有法律上直接责任，但是却不能不为此而负担“感觉上的责任”。如果政府推卸了这一公民从感觉上认为它该负的责任，同时公民认为自己被剥夺了知情权，媒体或者封锁消息或者干脆不为人所信，社会愤怒就没有了疏通的管道，就会爆发所谓的群体事件，而且是压制越严，最终爆发的破坏力越大。
“蚁力神”事件也折射出暴富掠夺成为楷模、除了投机没有机会、能捞就赶紧捞一把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的急功近利的末日心态。对于除了听信谎言和被强势者操纵就没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机会的社会底层人群来说，想不上当都难，养蚂蚁成了他们脱离苦海的一棵诱惑稻草，但这些蚂蚁最终榨干的是他们的血汗。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所谓的弱势群体，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想选择一条没有陷阱的路几乎是不可能的，譬如股市和房市。也许只有在中国这片特定的土壤上，王奉友的蚂蚁才能如此旺盛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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