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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
2007年在黑暗的专制夜空突然爆亮了并丽的双子星座，甚为耀眼。一为黑龙江省富锦市4万农民宣告收回被官方强行低价抢夺的150万亩耕地和荒原的所有权，一为陕西省原三门峡库区约7万回迁农民宣告对现在承包的15万亩耕地以及被政府官员霸占的另15万亩耕地拥有永远所有权。10万农民齐奋起，夺回土地所有权，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震撼全国的选择！公告宣布：“我们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所谓集体所有实际上架空了农民作为土地主人的权利”。“公告认定：”农民各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利，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处分权，以及政府或开发商要开发时的谈判同意权和要价权。“公告说，土地所有权确实归农民所有才能实现”农民最大的人权“。这是对中共长期灌输的农民观念的大突破，是对为害深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大冲击。这一勇敢的和非凡的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举动趟开了农村产权革命的新路，它的示范作用将引起产业界一场彻底的大革命，将根本改变中国大陆的产权关系。
在并丽的双子星座周围，尚有众多附丽的子星在闪烁。天津市武清区8000多农民联合起来于12月18日正告区政府，被其霸占的9000亩耕地“实际上是为官员自己捞钱服务的”，农民要收回重新分给各户。江苏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于12月15日坚决拒绝地方政府强制征收竹山和宅基地所有权，声明宅基地归各户永久所有、竹山亦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除非经我们全体农民共同同意，并按国家相关法律办理手续，任何拆迁和侵占土地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永远不予承认。”农民的这一新的觉醒已经萌发在广东、浙江、湖北、四川、辽宁等地，一场破天荒的夺回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活动正在兴起。
有迫害才有反抗，有侵权才有维权。农民起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是当局常期侵犯、霸占农民土地权益的结果。第一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农业合作化。强迫性地将土地私有变为公有是违反广大农民意愿的，只有懒汉二流子愿意伙种伙吃占便宜。毛泽东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正是那些懒汉二流子的愿望的官方表述。更进一步说，所谓“农业集体化”本是共产教条，它所迷信的“组织起来”完全脱离农业的时空特点，无法取得工业生产的分工作业得以提高劳动效率的结果，也无法准确评定集体成员各自劳动的量与质，所以，共产囯度推行“农业集体化”均极大地戕害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尤甚，居然活生生饿死三四千万人口。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化后，农民聁望土地回家是必然的，这种心情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留地的精心待弄以及对包产到户的由衷欢迎上。第二次对农民土地权益大侵犯始于邓小平倡导的圈地运动。它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使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三无”的赤贫者。本来，土地的“集体所有”，自实行分田单干后就成了虚空概念：集体所有者虚位。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党支部是农村基层政党组织，都不能成为土地集体所有的法人代表。“集体所有”没有必要的法人支撑，当然便于“国家”大肆掠夺。而且，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必须用于农业生产，只有在“国家”征用时才得以转让、出售，这一立法使“囯家”掠夺“集体所有”的土地成为必然途径。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疯狂的圈地运动就是利用这种非法的与合法的手段而大肆猖獗。2004年山东省青岛市丹山村被政府强征果园、耕地3000多亩。以每亩7000－1.2万元从农民手中抢走，再以每亩23.5万元卖给上级政府，开发商则以每亩50万元从政府手中买入进行炒卖，每一层都是私吞、暴发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保守估算，约4000万农民被夺去土地，陷入难以为生的困境。征地与农民权益发生冲突，政府则对农民施暴，反抗被打，上访被抓，无依无靠，走投无路，以致被迫害者自焚、跳河、服毒、气绝。这种大抢劫一直绵延至今，没有刹车迹象。更有甚者，官员竟将掠夺的土地据为私有，再转租农民收取地租，成为现代地主。陕西省一些官员将安置库区回迁农民的15万亩耕地私吞，每年地租收入达4000到6000万元。黑龙江省富锦市两个市委副书记郭富山、葛其侠均拥有掠夺而来的耕地万余亩，堪称“社会主义大地主”。此种黑暗的剥削关系迫使农民起来造反，直接收回土地所有权。
两三年前农民也为土地而抗争。2004年底四川省汉源县五六万农民为保护家园静坐示威，阻止大渡河瀑布沟电站工程施工，继而10万群众抬尸游行，声势显赫，但那时并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农民保卫土地的斗争付出了6死、51重伤、百余轻伤的代价，那时只是争土地价格补偿及其归属，也未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两年后，农民为土地的抗争已越过要补偿、争地价的阶段，而提高到夺回土地所有权的水平。富锦市农民说得好：“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最大的人权”。这一新的觉醒表明农民看穿了当局贪得无餍的本质，看穿了农民将被迫沦为赤贫的前途，没有犹豫，说干就干，马上丈量土地，分田到户，从下层开始了产权大革命！这是农民为土地而抗争的质的突进！过去说“一步运动胜过十打纲领”，现在应说“农民的果敢行动藐视了所有关于土地不宜私有的书生议论”。
农民这一抗争属于经济领域的革命，并未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但应看到这一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就具备了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依靠它才具有坚实的谈判地位，才有实力对侵害自己权益的行为说“不”，才有摆脱外力的愚弄、限制、迫害、剥削的前提条件，才不致两手空空，任人宰割。当局之所以肆无忌惮地把农民驱赶到社会边缘并极力把农民剥夺殆尽，不就是凭借土地“集体所有”是个空洞、“国家”抢劫土地易如反掌吗？土地回家归农民所有是对这种暴政的强有力的否定。
农民是当前社会的最大群体，任何改造社会的规划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如果农民群体处于任人宰割境地，那么，关于民主的进程、宪政的推行都将悬于半空而不能落实于最广大的社会空间。民主宪政所依据的公民社会的自治也将因农民群体没有经济上的自主而难于实现。所以，这场土地产权大革命实乃以民主宪政改造社会的关键一步。
农民已经开始行动了，其前景如何？
（1）此次行动，农民态度果敢，坚决。富锦市农民不惜以20万元巨资聘请律师为夺地申诉，还承诺官司打赢将以两千万元酬谢律师（每个农民出资500元），可见决心之大。地方政府的基本态势是缉捕夺地农民领袖进行恐吓，不敢采取进一步措施。富锦市维权领袖杨春林被捕后，公安机关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起诉，被当地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两次退回重审，这实际是在拖延时间、等待上级表态。富锦市长春岭村12月17日决定分地，18日市公安局副局长带领40多名警员赶到村里进行恐吓，无效。19日全村2200多人齐集地里准备丈量分地，市里调集400余警力全副武装、动用40多辆警车囚车，在市委副书记郭富山（就是那个私呑农民万亩耕地出租的“社会主义大地主”）率领下到达该村。农民毫不畏惧，因为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经历。月初，富锦市农业开发公司的官员到村里要村民交土地反包费时，1000多农民就打算推翻或砸他们的车，官员被吓逃走。郭富山一看眼前阵势，不敢耍横，对农民说，他承认土地是农民的，说明天派协调办（协调解决富锦土地问题办公室）的人过来与村民和谈，给农民多少地，怎么给法。农民认为郭富山口头答应和谈，有可能晚上就把领头的村民抓走，不得不防。可以说，目前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按照四川汉源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汕尾事件的经历，按照中共的基本执政理念，一场暴力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夺地农民对此应有充分准备。须知，土地权益的劫掠是当政者最后的“晚餐”，他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这个最后的暴发机遇，而暴力是他们仅有的资源，启动暴力镇压就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是残酷的现实，然而是无可回避的现实。夺地农民，尤其是夺地领袖，都应认真审问自己：我已经对当政者的暴力镇压做好思想的、实际的准备了吗？我将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这个夺地活动将如何与暴力镇压对抗下去？如何做好现有力量的保存不使溃散？俗话讲“有备无患”，这方面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
（2）全囯爆发的收回土地所有权活动，虽然起势突猛，但都是各自为战，与当地权力部门形成的实力对比，并没有占据有力的优势地位。三门峡库区7万农民为回迁进行抗争20多年，至今才声明对自己土地“拥有永远所有权”，分地活动尚未开始。富锦市4万农民为地权抗争13年，至今才开始实际夺地活动。耗时这么多年的努力奋斗赢得的是夺地的道义优势，缺少的则是实际操作的有力保障。由于这一活动是“摒弃土地的原‘村集体’占有形式”，与保持这一占有形式便于彻底劫掠农民土地的当权者利益形成对抗，双方的利益博弈便不易解脱。其实，农民夺地领袖于长武并不坚持必须摒弃“村集体”占有形式，他在答记者问时说：“宣布收回被强占的土地归村集体所有，然后平均分配给每户村民”。只要分田到户后，各户拥有占有、使用权，“村集体”的处置权得到立法的确实保障，拥有不可动摇的谈判地位，那么，这实际上就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完整权益，外力就缺少了侵害这一权益的途径。关键在于双方的妥协：农民夺地者同意土地保留“村集体”占有形式，当局保证通过立法形式使“村集体”确实拥有土地处置权，拥有土地转让、买卖的一票否决权。通过农村基层民主风气逐渐形成，试想，当农民夺地代表于长武成为“村集体”代表时，农民的土地权益还能屈服于官府的压力吗？那对，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也就相应实现了。
（3）农民所以软弱，在于它的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要强化农民发言权，就要从使农民形成合力着手。浙江省温岭市2004年开始筹备成立农民协会，12个村镇农民代表68人成为发起人。他们曾组织多次游行示威，拟参加者从万余人到5万人以上，均因当权者阻挠而未实现。他们提出的游行口号包括“农民集体土地由农民自己支配，任何个人或单位均不得干涉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已非法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返还农民集体所有，坚决反对强征、强占”，反映了农民的强烈愿望。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自己的政党才能使自己的政治愿望得到表达的渠道。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囯农民党的组织，该党主席董时进1948年发表文章，反对中共暴力土改政策。1949年该党宣布解散。新的中国农民党的诞生该是将来之事，这是可以期待的。
（20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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