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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
日期:12/27/2007 来源:议报 作者:綦彦臣

二00七年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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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彦臣(河北)



引言:用通俗化表达联接历史与现实

“意识形态广义化”是我在十一年前即1996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题为《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广义化问题研究》的论文发表于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比较》学术双月刊1996年第二期。2005年,该文被《比较》社列入“创刊二十年名栏名篇”系列。这说明“意识形态广义化”是一个被学术精英认可的概念。

质而论之,这个概念是在反思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刚性(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结合对莫里斯•博恩斯坦的“广义意识形态”(如包括文化因素)概念之深化研究,而形成的特定认知。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体事件,成为诠释“文化”并构造克里斯蒂安•乔姆基所指的“中国民间宗教传统”(可称之为“小宗教”)之新内容。

简白地说:现实中具有历史影像的公共事件,实在是以迥然不同于“官方真理”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终极价值判断。

2007年的重大公共事件颇多,也各具特征,本报告所选取的案例只有两个:第一个不具有显着分析意义,但具有可重复性,它指的是山东“高唐拘人”事件;第二个具有十分突出的显着性分析意义,但不具有较大的可重复概率,它指的是“华南扁虎”事件。

中国人的底层社会思维方式又有文史不分之现象,那么通俗化表达就成了本报告的观点表达所要借助的方式,因此,本报告针对两个案例各选一个“历史文本”为依托,从而使报告具备有大众化阅读的可能。

一、两类意识形态:分层与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在执政党一方,意识形态体系向民族主义退守,文化合法性上倾向复古,于是毛主义所描述的“封建主义沉滓泛起”现象得以复现,除了官员个体价值系统的二元化(如公开宣示无神论而私下里“信命”)之外,官吏的“牧民”权威大增,如不少的公民因评论地方时政而被侵害人身权的事件之出现;在民间,维权力量逐渐脱离了“二草政治”(即草率性与草莽性)之旧习,转而向法律权益分享、理性领袖聚力方面过度。

后者虽未完全转型为民主精英,但是,就分层意识形态现象看,它的价值体系接近美国着名宗教学者克里斯蒂安•乔基姆对中国古典宗教进行研究得出的分层结果——法定的儒道佛三教之外,还存在民间的形态——多元化、随机性、自定义的祭祀活动。简单地说,民间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官方民族主义退守之间,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张力,并且这种张力迟早会迫使官方意识形态解构。

最近来自北京政治高层的以新华社论(述评)形式出现的文件,表明了这一点,即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改良措施。因此,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内部压抑个人的民族主义(实为极权集主义之变形)与社会主义民主诉求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冲突。

二、高唐事件:还原“铁券政治”

在以个案考察形式证明“民意才是合法性基础”①之后,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公开宣称“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正义”。在这个宣示文件中,当局解释了“政治权益”的概念,称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人民群众应当享有的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表达政治意愿和见解等方面的民主权利和权益。②”它有类于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丹书铁券,是一种特权赐与。但是特权赐与是不稳定的政治诺言,它随时会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剥夺,何况这是开明专制者们试图与底层结成权宜性联盟的操作手腕呢?

着名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铁券失效③,不幸地预言了这点,虽然那是文学虚构。《水浒传》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讲述说:柴进之叔柴皇城受官方支持的恶霸殷天锡欺压(并痛殴)致死,柴进在高唐州处理丧事,对再次前来滋事的殷天锡说柴家有丹书铁券,只是目前存在沧州,正派人去取;不料殷天锡大怒,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

2007年元旦,这段历史虚构演成了现实:仍在高唐州——今山东高唐县,三位市民因在地方网《高唐吧》上表达时政见解,被共产党体制豢养的现代殷天锡刑事拘留,投进看守所④。其中一位叫董伟的市民(公务员)因3个月未领到医保费,发牢骚,称县委书记孙兰雨为“孙烂鱼”,而成为最大的“嫌犯”。

应当说,在高唐事件发生之际,中共高层(通过新华社)发给民众的“铁券”还未 “铸成”,引用古代“铁券政治”论之似有牵强。但是,就是在这种现代“铁券”发下之后,高唐事件的三位受害人仍没得到任何赔偿,更不用谈施害者受到追究了。毕竟现代社会生活不是虚构的古典小说场景,受害者表面上是三个人,实际上这个事件促进了民间的深刻的反省——任何政治诺言都是靠不住的,正如美国人说“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民间的自救端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社会,而强大的中间社会之形成又赖于理性维权运动的日益壮大。

因为高唐事件的发生以及至今处之未果,民间自由力量则主动地赋予了维权力量合法化的认可。换言之,维权运动正在塑造民间的“小宗教”型意识形态。

维权运动必将影响中国的命运。

三、华南扁虎:阿魏不再生僻

在清末民初已经替代了《论语》之修身戒律作用的《增广贤文》中有警句说:“黄金无假,阿魏天真。”此句凸显中国道德传统的极度下降。句中“黄金”实为极易得之中药“黄芩”,医家故无须造假;而当时的“阿魏”一药,中国无之,自唐时就需从中亚进口,因其成本高昂,医家皆以假货充之。

华南扁虎一事,其在民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印证了“小宗教”存在的状态:其一者,民间的经济性倾向再次宗教化,或曰意欲从“新神迹”中汲取经济利益;其二者,扁虎事件之后,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百姓认识了“政府并不一定代表真理(或真相)”新信条,或曰民间型的“小宗教”正倾向接受知识精英的引导。

政府的公信力正在“阿魏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就扁虎事件的历史影像意义来说,更重要的一个细节则是:除扁虎照片本身之外,接近真理的一些间接证据(如虎类疑似粪便),很有可能是受贿的调查队捏造出来的。⑤

为保证一个虚构的神迹(在经济主义盛行之际,能带来巨额旅游收入的“虎啸”、“虎照”当然也属“神迹”)不被公众揭穿,伪造旁证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情,如王莽篡权前的哀章献伪宝(古印),又如北宋将亡之前的黄河清的虚假报告,而因为贿赂而成的神迹则发生在北宋相对开明的时代。

宋真宗赵恒为掩遮澶渊之盟带来的政治耻辱,决定与几位重臣搞一个假符瑞——称有神人告知,天将降下帛书,云云。为了让这场天降帛书的造假成功,皇帝竟然不惜贿赂一个持怀疑态度的权臣(王旦,宰相之一)。

扁虎事件由历史上的“真实造假”来印证,是“史实与事实”的联系。“天降帛书”事件发生在公元1008年,扁虎事件发生在2007年,九百九十九年间,官方造神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嗑药状态。

中国政治是在复兴好的传统还是陷入污烂的历史泥潭?这是个问题!

结语:理性,在需要复杂的博弈中积累

民间的觉醒,让中国的未来有了更大的希望,因此中国的民主不仅有可能,而且肯定会以高质量的内涵方式出现。

2008年,究竟有多少可能具有历史性分析意义的事件出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有一点可以肯定:每一个事件的发生以及对这个事件更深刻的民间反省,必将为民主化积累下一份又一份的无形资产。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应企盼一系列“中性事件”的出现,也盼更多的记者良心复苏,及时把事件呈现给社会公众。

2007年12月21日深夜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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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典型的文本可参见马国川对河北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的采访,《经济观察报》2007年10月15日。

②参见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权益与社会公平”。

③宋代已无“铁券政治”,因为丹书铁券形式在唐以后废除了。这种说法,参见百度百科“铁券”词条。但是,据欧阳修《新五史》所记,五代梁时尚有之。

④参见《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20日。

⑤关于陕西省林业厅“华南虎调查队”受贿事实,已由相关媒体报道,如《中国网》2007年12月20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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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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