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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竹
中国官员的财产是国家机密，这怎么能透露给阶级敌人呢？不行，不行。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这么复杂，这个财产申报的事情就更复杂了。能不能有个简单一点的 办法呢？政治局常委九个人商量到深夜，大多数人觉得可以来一个快刀斩乱麻，即在修法立法之前，常委九个人可以率先带头公布自家的财产，完全是一种自愿行 为，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并不要求政治局其他同志效仿。这一条原则上通过了，但还有一个小的细节有待进一步研究。胡锦涛同志提出，如果儿子年龄 超过18岁，按照宪法就应该算是独立的人，所以不应该在财产公布的范围之内，此外，老婆是独立的人，她的财产要由她自己负责。胡锦涛说：我如果贸然公布她 的财产，这不是侵犯了她的人权了吗？大家觉总书记讲的有道理，这个问题就以后再议吧。
中国退休官员和学者建议实施财产公布制度 - 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又要召开了。50多位退休官员和学者联名发表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和人大政协的建议书，敦促中国制定实施《财产收入申报法》。分析人士对这种呼吁的效果表示怀疑。
根据互联网上公布的这一《关于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建议书》，参与签名的有原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原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臧 乃光，原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王子恺等人。参与签名的学者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全国政协九届和十届委员喻权域等。河南民间组织 “腐败行为观察”创办人安均先生表示，中共一些高级官员退休以后，可能会更清醒地看到官场腐烂透顶的现实：
“他们确实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弊端和根本原因。社会因为腐败的原因，整个社会是每况愈下。现在整个就是一个黑社会化了，中国的一些网站也报道现在黑势 力非常活跃。从99年开始就一直在打黑，打到现在更加活跃了，根本原因就在于腐败的体制和腐败官员的成长。这些退休官员提出这些问题我觉得是好的，是进步 的。说明这个社会还是有人有责任心和正义感。”
中国这些退休官员，学者在建议书中表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1995年曾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只要求报个 人收入，不报家庭财产，只报劳务收入，不报非劳务收入，只向人事部门报告，不向社会公布，人民无法监督。2001年，中纪委又出台新规定，虽然增加财产申 报的内容，但没有规定信息公开的办法,“阳光法案”无法成为现实。中国民间组织“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先生2005年也曾参与一个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 制度的签名活动。刘飞跃先生说,这些退休官员和学者的建议书反映了中共体制内的呼声：
“可以说是相对来自比较高层一些人物。反映了体制内一些开明派的观点和呼声。这些高层人员也是现行体制下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工作 条件。针对现在腐败泛滥，在体制内、在这些高官里面，他们还有很多犹豫，他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刚刚退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 官正说，他最遗憾的就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在执政党内部，官员申报制的声音还是比较大，这是一件好事情。”
这一建议书提到，中国无法实施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存在种种阻力，特别是那些有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官员的阻力。安均先生表示：
“现政的官员都不愿抖搂自己的收入，他们有明的收入、暗的收入。为什么一揭露出来就是多少个亿？二奶都是成百？说明他们有很多收入。所以，现政官员 和离退休的官员中间有很大的代沟。退休的官员有正义感，要求社会走向正规、走向民主、走向法治、走向监督。但事实上，牵涉中国这些烂的都是一些执政官员。 中国就是一个党天下，执政的官员犯罪了就先双规，中纪委来看哪些可以透露，哪些不可以披露，挑挑拣拣才公布出来。”
中国这些退休官员和学者通过建议书表示，希望中国起草和制定《财产申报法》，并设立廉政监察院，加强对腐败的监督。安均先生认为，这些人士的建议不会起什么作用：
“中国的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中国现在不象满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有天子，还有天，无法的时候还有天。天来控制官员的一些邪恶。它不使腐败膨胀， 阻止恶性腐败事件。但现在的中国既没有天，也没有天子。宪法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党控制着宪法，控制着宪法的执行部门，所以法律就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他 们提出来的财产申报法，我觉得好象是体制内的这些官员有很大的幻想性。”
刘飞跃先生提到，即使中国像这些退休官员和学者希望的那样，建立起新的制度和机构对官员财产进行监督，又会有什么效果：
“没有民主的体制，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来监督，即使官员公示、法律颁布执行了，面对绝对的权利，这个法律又能执行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肯定值得怀疑。”
据中共中央党校的一篇文章，中国2006年反腐败力度加大，腐败现象的特点是，涉案官员级别特别高，贪腐资金数额越来越大，群蛀也就是很多官员一起贪腐的情况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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