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中国建国不久，毛泽东在科学文化领域推行的方针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鼓励知识分子自由思考，发表意见，甚至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性建议。到了1957年中期，中国的政治风气骤变。曾经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一下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列为反政府分子。截至57年底，有30多万知识分子被作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改。时隔50年，当年因为敢于发表言论而受到惩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求平反，还要求获得适当经济赔偿。记者从香港给德国之声发来如下报导。

在香港一家酒店的会议厅里，一群昔日被列为右派分子的中国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回忆过去那段时光。他们是顽强坚持下来的幸存者，他们的许多同事或是朋友没有承受得了反右斗争的折磨。

来自上海的陈雨陵（音译）讲到自己当年的经历：“我生于1936年，56年的时候我20岁，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我当时是党员。就因为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内蒙，在农村从事重体力劳动。这一干就是20年，从20岁到40岁是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时光。我不许结婚，不许恋爱。只能干重活，接受阶级斗争与批判。”

会议厅里其他人也都想讲述自己的经历。像69岁的习老先生，被发放到新疆劳改，“就是给我15个小时我也讲不完我的经历。不单是我，被下放新疆的有100多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艰辛的经历，应该讲给年轻一代听。”

中国政府为一些在文革时期受迫害的人平了反，但是这些无辜被打成右派的人丝毫没有获得补偿。中国政府当今走的是邓小平留下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曾经公开指出反右运动是一个错误，但同时也说明，这一运动打击了企图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少数分子。

这次香港反右运动受害人聚会的组织者林木尘（音）认为政府的论断毫无道理，“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当时的案件，确定它的性质，最终进行合理的处理。比如经济方面的索赔，因为当年这种迫害完全是违法的，是国家政权直接侵犯了人权。侵犯了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生命财产的权利。”

严顿福（音）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只有19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她被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当女工，一干就是20年。严顿福多次想过自杀，但是她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活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不甘心死，明白吗，死了就肯定完了，你要活着。我当时才19岁，你毛泽东比我大得多吧，我倒要看看事情怎样，只有活着才能讨回公道，把事情说清楚。”

严顿福同她当年的几个同学决定为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讨还公道，“我们给北大写信，提了三个要求：赔礼道歉，经济补偿，反思历史。还要重写校史，把当时那段历史记录下来，那段历史很重要。”

北大对此给予的答复是，北大已经检讨并改正了当年的错误。严顿福等人的要求应该直接向中央政府提。几周之后，严顿福及其同学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些当年的右派分子都知道，他们的要求不会得到重视的。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对反右运动表示负责，中国媒体也缄口不提这段历史。

陈雨陵现在只有一个任务，“回忆，写书，给年轻人记录这段历史。当年有几十万人是反右运动受害者，我们幸存的不过1万人。既然我们活下来，就要为死去的人做点事，告诉年轻一代牢记这段历史，不要重犯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