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地专家称，北京奥运场馆的总投资额至今已达到二百八十亿元人民币（约三十八亿美元），是Ｏ一年成功申办奥运时估算的十六点五亿美元的二点二倍，而八年前悉尼奥运的相关投资只是十五亿美元，四年前雅典奥运则是二十四亿美元。由于有小部份场馆及设施至今还没完工，相信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总投资额，一定远超三十八亿美元之数。

造成这种严重超支现象，主要还是公共财政预算制度的缺陷，其约束的刚性不足所致。除了极端独裁的政权，全世界的政府开支，理应要通过议会批准才能落实。在民主国家，议会是人民的“看门狗”，替人民严格把关，监管政府的每笔开支；若要追加工程拨款，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甚至比当初申请拨款时还要困难。在此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公共工程，严重超支的情况并不多见。

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公共工程是绝少不超支的，而且通常是数倍于当初的预算。虽然各级政府的预算也要交给同级人大会议审核，不过众所周知，人大只是中－共的橡皮图章，其对政府预算的监护及约束能力之低，可说是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政府官员在使用公帑时，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在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约束下，那些公共工程，特别是“一把手”指定的政绩工程，焉能不超支？超支得愈厉害，愈能显示其政绩之伟大，超支又焉能不严重。

北京奥运正是中共领导层的集体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他们必定以倾国之力去筹备，不仅不能有任何闪失，更不能有失中国人的面子。因此，除了场馆建设，北京奥运会的其他开支，相信赤字情况也是非常惊人的，而这种超支现象，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政绩工程，已经屡见不鲜，只不过规模远不及北京奥运而已。

而且超支愈多，意味着主事官员能够控制的金钱和资源，同样水涨船高，其手中的权力也会相应地增加。即使他们没有中饱私囊，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令他们不顾一切的增加工程开支。

另一个原因就是，工程超支不会令主事官员受罚，甚至连一声谴责也欠奉；如果那个工程有利于当地的经济，能够令“一把手”扬名声、显父母，成为他们急速升官的资本，那么，主事的官员不仅不会受到批评，还会受到表扬，甚至官运亨通。

广州市地铁公司前总经理卢光霖透露，当年建造广州地铁二号线时，完工时比预算节省了十八亿，不仅没受到赞扬，还被批评不懂编列预算。究其原因，广州财政部门不满他没把钱花光，影响广州市的ＧＤＰ和经济发展。

因此，奥运工程开支绝非经济问题，而是是制度性的政治问题，除非彻底改革目前公共工程开支的审批制度，甚至令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构能够真正的负起宪法赋予的监督责任，否则，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