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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山
李金华选择《南方周末》发表“告别演说”。之前他多次出现在电视媒体里，如今他要卸任。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大夫乐于将“白纸黑字”作为自己在历史中的定格。李选择《南方周末》，这个向来被中国知识界所赞赏的媒体来道别公众——定格意味则更为浓厚。
不错，在过去的十年里，李金华面对强势政府部门时的特立独行，和民众的情感对话，以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个性，为他积累了巨大人脉。多年来，他一直为公众所欣赏。很少有这一职级的官员能获得如此褒奖，他也确实算得上官场上的“另类”。
中国的门户网站几乎都转载了这篇专访，有网民甚至称他为“最不该退的人”。至少一年以前，就有人担忧他的离任。这种担忧背后的尴尬现实是，中国每年几万亿的公共预算，将可能因他的离去而失去监督力量。
表面上看，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政府预算由议会来审查，只有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才算“合法”。但谁都知道，这种“合法”只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背书”而已。比如，中国“预算法”规定，财政年度是从1月日开始，这意味着，当人大代表们在3月间聚齐来批准预算的时候，政府已经“爽”了三个月了。
如果某个西方国家的官员看到如此情景，会感慨中国的官员实在太幸福了。在西方，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政府花钱，议员们会为每一分钱争得不可开交。而中国的议员们，几乎没有人把这当回事。
“两会”前夕，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四位学者在媒体上呼吁，人大代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讨论政府怎么花钱。“我们希望传播一种观念，人大开会最重的事就是要讨论政府怎么花钱。”他们希望“两会”代表们应打起精神来，监督5万亿财政收入的流向。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蔡定剑博士称，“即使所有改革都不做，把预算向社会公开就是最伟大的进步。”这可能让中国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们觉得蔡很没有志向，因为他们希望中国能一步跨入民主国家行列，但蔡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供职几十年，深知水深水浅。
他们的发言也曾经在网络上挂了几个小时，但很快便淹没在“两会”花絮中，人们被那些明星代表、委员的花边新闻所吸引。其实，代表们即使支持这些天真的学者也没用，“两会”十几天会期，真正讨论预算的只有半天时间，在几个小时里，几万亿的预算就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这些财政开支到底流向何方，即使上帝看到那几页纸的预算报告，也不会读懂。但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个的庞大的“黑洞”，比如中共各级机构的开支都由国家财政负担，甚至民主党派、工青妇等团体的开支也要从这笔预算里开支。还有一些费用更不可能公之于众，比如要员的出行。
中国官员的“特别费”有多少？上帝也不知道。因此上述学者们呼吁，可以先把那些不敏感的开销公之于众，那些特殊费用可以先不公布，但这样的改革也注定很艰难，谁愿意失去支配财富又不承担责任的乐趣呢？除非他是傻瓜。
也有个别地方愿意冒险，比如广东，2004年，他们小心地公布了一部分政府预算，但代表们立即就发现，四个官办幼儿园要花掉2000万，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尽管如此，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肯定广东做法，而当广东人将这一改革作为成绩讲述的时候，北京的一些领导人却担心，这样会使人大和政府关系变得紧张，并批评了广东的做法。
鲁迅曾说过，在中国，就是挪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其实在中国，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改革，虽然不至流血，但利益已经牢固地和官员利益捆绑在一起。谁要是敢搬椅子，别人会拿椅子砸死他。
李金华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勇敢地挪动着一把把的椅子。而要命的是，真正能对政府乱花钱发挥点作用的就是李金华和他领导的审计署。如今，他就要离开，中国人开始担心，一个部门的风格会不会随领导人的离开而离开？谁将成为中国脆弱公共预算监督体系中的新李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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