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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
黎光寿
差一点被封杀的书
7月2日，海淀区大慧寺12号，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苗霞的办公室，电话响个不停。
对方是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某个司的负责人，他们委托苗霞帮他们多购买几本新书《只有一个孩子》。苗霞回答：“等一下吧，我统计一下，看有多少人要，就给你们多买几本过来。”
《北京文学》杂志执行主编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一个孩子》刚刚上市，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领导就成了它的第一批读者。而苗霞几乎成了“书商”，7月1日，她委托人买了5本，7月2日又为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有关领导购买30本。
据苗霞7月5日说，周六、周日，包括他在内，很多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干部都在家里认真阅读《只有一个孩子》这本书。
顾名思义，《只有一个孩子》这本书和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有关，而在书的封面上，和另外一个题目“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相呼应，阿拉伯数字的“1”被打上了一个删除的红圈，让人直接感到这根独苗发生了意外，整个家庭陷入深深的悲哀和黑暗之中。
对于杨晓升来说，“揭人家的伤痛是一件极不人道的事情，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但这一次，我不得不去做有生以来第一件违背自己本意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做呢？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计划生育政策中最敏感的独生子女来做呢？
杨晓升说：“当我像中国繁华都市里许许多多三口之家那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忽然间却害怕失去什么。”“当我接二连三地从媒体上获悉某某城市某某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不幸夭折的时候，我便不寒而栗，内心深处随之感觉到难以言状的颤动与同情。”
于是，从两年前开始，杨晓升开始走进那些遭受意外灾难的独生子女家庭，“以自己多少有些不自量力的关心、同情与开导，去抚慰他们那受伤的、至今仍汩汩滴血的心灵。”“我想从他们所经受的打击、所面临的困难中考察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模式的血缘生态现状，乃至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对中华民族现在与未来的影响。”
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花了两年，杨晓升选取了6个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运用报告文学的手法，写出了这些遭遇意外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凄凉处境。据该书的策划人李阳泉说，杨晓升写这本书的时候，下了很大决心，甚至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准备。
从记者在发稿前所了解的信息来看，国家人口计生委对这本书采取了理性和开明的态度，杨晓升不用去死了。
杨晓升说：“……这件事情，绝不仅仅牵涉到那些不幸地遭遇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而且关系到当今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关系到中华民族自身的生态现状以及中国的未来。”
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利剑
“一天，两天，三天……张晔的生命之火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燃烧着，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满怀希望地祈祷着这羸弱的生命之火能永久地持续下去，期待着这无限宝贵的青春生命能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发生奇迹重获新生，这种祈祷与期待一直进行了９天。当第九天的如血朝霞照常映现蓝天的时候，张晔这盏燃烧了１７年零２６５天的生命之火，还是无情地、令人遗憾地彻底熄灭了。”
张晔是杨晓升笔下的六个典型中的第一个，她是北京十八中高二的学生，17岁，家中的独苗，如果不出事的话，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1999年1月19日的早晨，张晔在上学的途中遭遇车祸，9天后治疗无效死亡。
杨晓升很早就在关注独生子女意外伤害的问题，从张晔的死亡开始，他就开始了对独生子女意外伤害事件的实质性采访。“自从我开始投入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工作之余，我都无一例外、不由自主地要开始关注我周围的生命。每每走在大街上，我都要不由自主地注视、观察那熙来攘往的陌生路人，他们或行色匆匆或一路谈笑，或意气风发或心事重重。然而……环是我生活的四周，不幸说来了就来了。”
路途遥远的采访给他很深的感受，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同样也让他感到生命的脆弱。
2001年5月7日中午，离他居住地不远的北京朝阳区松榆里32楼一位12岁女孩的坠楼身亡，他不停地追问：“难道生命的消失真如流星那样，亮光闪过的刹那间之后，就注定要悄无声息了吗？”
一个和自己同一个小区居住的年轻女孩因为感情危机跳楼自杀，他看着在水泥地上迅速凝固的血，内心翻江倒海难以平静：“仅仅是一念之差，原本美丽的生命就可能瞬间毁灭，永远不可能挽回——她是独生女吗？”
从个体人的每一次意外，到克拉玛依大火、洛阳大火、北京蓝极速网吧大火等一次次集体的悲剧，他感叹：“灾难又时时让你让你如此猝不及防。对于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来说，你祈求生活的幸福，渴望生命的健康和平安，有时候灾难与火海却偏偏与你作对。最要命的是，有时候灾难降临的不仅仅是生命的一个个体，而是生命的一个个群体，让你猝不及防，倍感绝望；让你无法承受，难以面对。”
在对自己搜集到的一组组数据进行梳理后，杨晓升更感到震惊：
——2002年6月，中澳儿童意外伤害防治中心公布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结果显示，儿童营养不良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逐年下降，意外伤害在致使儿童死亡因素中占到40%左右。
——20世纪90年代我国0—14岁儿童意外死亡专项调查显示：在各种死亡原因中，意外死亡已占第一位，占总死亡人数的31.3%；据推算，我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因意外伤害引起的死亡竟有40万—50万人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我国有16000名中小学生因食物中毒、溺水、交通事故、自杀等非正常原因死亡，平均每天有一个班的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早早离开人世。
——在造成意外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中，依次是：交通肇事、溺水、烧伤烫伤、食物中毒、跌落、窒息、自杀和他杀。
“我国儿童意外伤害死亡率为发达国家的3—11倍，每天有多达一个班（40—50人）的孩子因意外伤害而死亡。我国已有近100万个家庭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意外伤害，已成为悬在我们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利剑。”杨晓升说：“‘独生’意味着惟一，而惟一是经不起伤害、更经不起毁灭的。”
失去独子的家庭有多难
在杨晓升的笔下，失去独子的家庭生活有多难呢？林为忠家里的故事可见一斑。
林为忠家住在北京广安门一带，儿子林为华则每天骑自行车到官园去上高中。1999年12月30日，16岁的林为华在上学的途中死于交通事故。
林为忠的父亲在失去老伴后，以致郁郁寡欢、情绪低落，孙子出事之后，更是承受不了这突然而来的打击，他病倒了。好在他还有其他子孙可以忙前忙后地来照顾他，还可以有些精神依托。
但姥姥姥爷去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外孙。在林为华还没有出事之前，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妻子刘春华总要带着丈夫和孩子到姥姥姥爷家里团聚。眼看着差一天就能够看见心爱的外孙的时候，这个消息一下子把他们击倒了，两个老人双双病倒在病床上，晚上闭不了眼睛、怎么都睡不了觉，眼前尽是外孙生前的身影，耳边全是出车祸时外孙绝望的惨叫。姥爷经不住这打击，不到半年就不幸去世了。
林为忠夫妇俩在儿子出事以后一直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因为他们一回到家，儿子生前最后一次跟他们告别时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他们眼前。尤其是妻子刘春华，家里的任何一样物品，都能够起她对儿子的强烈思念和清晰的回忆，她终日因此寝食不安，愁容满面，根本就无法过正常的生活。
出于对身体的考虑，林为忠决定离开家门，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先是住在父亲那里，但到了周末，林为忠的哥哥、妹妹都把孩子带来见爷爷了，这种热闹刺激了刘春华。林为华出事后的第一个春节，大伙儿端起碗准备吃团圆饭时，发现少了林为华，一股凄凉的、强烈的思子之情瞬间攫住了林为忠夫妇，并很快影响到了全家，本该欢乐的除夕夜变成了悲戚凄凉之夜。
林为忠的叔叔知道他们的情况后，提议他们到自己家去住。他有两套房子，让一套给林为忠暂时居住，林为忠听从了叔叔的安排。后来，单位又给他们调换了一套两居室，为了不是妻子触景生情，搬家的时候林为忠把所有的家具都处理掉了，只留下一个电视机，其他的家具完全换成新的。
尽管如此，经受致命打击之后的刘春华，身体元气大伤。儿子出事以后，她的精神一下子就垮了，整天萎靡不振，一直上不了班。同时或朋友们关心她，前来看她，她也是强打精神跟人家说话，但却有气无力。
执著的老龄“补生族”
既然失去了独苗，有没有“补生”的呢？杨晓升说：“有。”
广州的文女士就是执著的“补生族”中的一员。1999年夏天，文女士20岁的儿子死于一场意外事故。经过了三个月以泪洗面的生活后，47岁的文女士十分强烈地要求重新生一个孩子。要命的是文女士已经绝经，无法再次怀孕，生命的不可重复让文女士悲痛苦涩的内心雪上加霜、苦上添苦。
绝望中，文女士的只有一种叫做“试管婴儿”的技术可以帮助绝经妇女重新怀孕。绝望中的文女士看到了希望，他开始一家家地跑，逐个向专家打听试管婴儿的方法和费用。专家纷纷摇头。有的警告她说：“像你这样的年纪怀孕异常危险，高龄产妇斯在手术台的病例时有发生。”文女士执著地说：“没有了孩子的家只能是一个残缺的家，生命、金钱对于我来讲都已毫无意义。为了那一声‘妈妈’，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都愿意尝试，今生再做一次妈妈。”
48岁的时候，思子心切的她毅然与丈夫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尝试试管婴儿，重育爱子。2000年12月，他们夫妻双双来到广东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求治。2002年2月20日，文女士终于怀孕了，而且还是双胞胎。
文女士一家并不富裕，丈夫已经退休，每月收入只有几百块钱，而文女士自己则一直没有固定工作，靠骑三轮车运货谋生。儿子去世前，她家存了几万块钱，本打算留给儿子结婚用，可是这笔钱后来花在了做试管婴儿上。即便如此，这些钱还不够，不得已还卖掉了家中一些值钱的物品。怀孕后的文女士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给自己和附中的宝宝增加营养了。为了挣钱养宝宝，已经坏了3个月身孕的文女士，竟然还瞒着医生偷偷去洪德路蹬三轮车运货，一趟车赚5块钱。
2002年广州的夏天又特别炎热，文女士的手脚又因为怀孕而水肿，蹬起来特别吃力，一趟车蹬下来，早已全身湿透。有一回文女士骑着车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整个人从车上摔了下来，幸亏只是擦破了点皮，没有伤及胎儿，她不敢告诉丈夫和医生，自己偷偷抹了点药。为了赚钱养孩子，怀着身孕的她一直坚持工作。
像文女士一样年已半百、却仍执著地走上重新生子道路的高龄孕妇，在杨晓升的书中不乏其人。因为“只有重新获得孩子，才能修补他们心灵深处的创痛；也只有重新获得孩子，才能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将生活的信心重新拾起、将未来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
都市里谁在生二胎
既然独生子女遭受意外后重新生育二胎是如此的艰难，那在都市里，有没有直接生育二胎的呢？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儿童医院的黄敬孚在河北省一个县，当地人就告诉他如何生二胎：“有权明着生，有钱买着生，没钱跑着生。”杨晓升在书中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是这样。
王惠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北京人，北京某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先是在北京大学下属的一家公司做会计，后来随丈夫一起下海经商，拥有了自己的计算机流水线，再后来开了一个花店。
1994年，王惠生下了自己的女儿，相隔不到两年，她又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而在她生第二胎的时候，居委会老师盯住她。但是她保住了自己的孩子，让他平安降生。而第二个孩子让计生部门给罚了2万元钱。
王惠生第二胎的直接原因是担心类似克拉玛依那样的大火在光临自己头上。她对杨晓升说：“1994年年底，克拉玛依大火时我在新疆分公司，亲眼目睹了那场大火带来的灾难。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场大火死了288个孩子，全部是生龙活虎的中小学生。那些死去的孩子大都是油田的职工子弟。石油城的油田管理局在计划生育方面管得特别严，那些孩子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多的孩子死去之后，石油城后来给他们家长一定的补贴，还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家重新生孩子。可是那些女职工大都快40出头了，间隔时间都那么长，子宫都退化了，生孩子谈何容易？……这样的事情响起来也都让人后怕，设身处地地讲，谁承受得了这样的悲惨遭遇啊？”
王惠告诉杨晓升生二胎的人都是哪些人：“这些人都属于自由职业者，比那些传统体制中的公职人员，人身上相对自由，没有太多的约束和管制；而且经济上他们大都比较宽裕，多养一个孩子根本不成问题，也愿意承担超生之后计生部门的罚款。所以，这类人是当今都市里的二胎族中的主体。”
独生子女政策背后的人口困境
“他们是一对90岁高龄的老两口，为了下楼这件事已经商量好几个月了。5层的楼梯，对他们就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他们被禁锢在家中的小天地里。日复一日，他们只能互相面对，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那台电视。他们太想去晒晒太阳、听听孩子们嬉戏的声音了——这一切对别人来说太平常了，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奢侈——惟有这样，他们才会感到他们活着，活在一个有人的世界中。他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在国外。因为住在5层楼上，他们平时很少下楼，靠着儿媳的姐姐每周为他们买一次菜和生活用品维持生活。”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冬天，他们终于决定实施蓄谋已久的下楼计划。对两位高龄老人来说，下这5层楼，无异于一次探险，也许一脚站不稳，就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之间只要有一个人出了意外，生活就维持不下去了。可他们总得去晒晒太阳啊，要不，骨质会更加疏松，会连路也走不了了。于是，俩人搀扶着，如履薄冰办一点一点走下来，没想到当他们刚走到阳光下时，两人同时感到天旋地转……”
“当居委会主任从院内花坛经过时，看到这两个老人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坐在花坛边上，冻得浑身哆嗦。一问方知，他们因无力上楼而回不了家，又冻又饿地坐在这里已经整整一天了！主任连忙叫了几个年轻人把老人背上了5楼。”
“下楼的远征终告结束，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走到过外面那个世界。”
这是杨晓升笔下一对90高龄的老夫妻下楼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延续，正在越来越多地上演。因为忠孝不能两全，越有本事的孩子走得越远，越来越多的人撇下自己年老的父母，在遥远的地方终日为自己的事业忙碌。
这样的家庭被称为“空巢”家庭。根据1995年对北京、上海、苏州、广州和香港等地的调查表明，这样的“空巢”家庭比例高达36.3%，站老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不可否认，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国人口的控制做出了贡献。但书中写道：“我国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家庭规模在缩小，三口之家，单亲家庭增多，甚至一口之家者也不在少数；家庭结构在变，别说四世同堂，就是三代人同居的家庭也很少了；由于上述两种改变导致了第三种改变，就是家庭功能的改变，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家庭养老照料功能外延给社会。但据统计，我国住在各种养老设施中的老人不足100万，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在各地的养老设施中，最好的入住率也只有30%。”
然而，即使老人回归家庭，即使他们的独生子女也还孝顺，“四二一”（四个老人、以对独生子女夫妇和一个孩子）模式的家庭，那上有四老下有一少（或者两少）的中年夫妻，该如何能够承受起如此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又该如何尽孝呢？他们是做孝子，还是牺牲前途呢？“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三代同堂时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家庭负担繁重的可以压死人。”
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
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问题引起了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重视，他们分别是天津市儿童医院的黄敬孚、北京的何竹康。他们从2000年起，就开始向大会提交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
黄敬孚委员2000年提交给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的提案是《关于建议考虑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的提案》，认为已经实行了五分之一世纪的独生子女政策如果继续延续下去，将会产生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人口素质不平衡、独生子女心理问题严重等问题。黄敬孚建议，从社情民意、扩大内需、养老、就业等角度，“建议有关部门认真研究长期‘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在一二年内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胎政策’。”
在同一次政协会上，何竹康委员的提案建议有关部门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2002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黄敬孚委员再次提交了《建议从更全面的角度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黄敬孚在提案中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人口控制保持了低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实行时间过长，已经快速接近1/4个世纪，社会老龄化问题突出，老人已经超过了人口的10%；长时期的独生子女政策将减少国力，降低综合国力；男女比例失调的年度太长；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教育成长问题日益突出；现代医学无法保证每一个独生子健康成长，年长儿童由于疾病、意外事故的死亡给独生子女的父母带来不可弥补、无法形容的损害……黄敬孚建议“尽快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独生子女政策改为双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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