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地震预报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早在两年前，中央电视台在访谈节目《决策者说》中，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明确表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而在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共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突然对地震预报都变得“谦虚”了起来，认为这是“世界性难题”。有评论指出，地震预报在中国被政治化，隐瞒不报，是造成灾后大量人员伤亡的原因所在。
　　
2006年7月28日，即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中央电视台节目中，首先对“地震预报可否预测”的问题肯定地说：“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肯定的，地震是能够预报的。”
　　
他表示，从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中国走了40年的地震预报的道路，“特别是从科学技术方面不断深入研究，通过这么多地震震例的总结，至少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对某种类型的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做出预报。”

中共官方地震预报不可知 新华社圆谎
　　
然而，在四川灾情发生后，中共官方陷入了“地震不可知论”中。5月13日，中国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表示，“上天容易入地难”，认为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从而否认四川地震的可预报性。
　　
随后，中国地方地震官员也开始“谦虚起来”，中国媒体也被封口。据前线有良知的记者披露，中共对地震报导作出规定：要求宣传积极的和正面的东西，要求“丧事当成喜事办”，并严禁报导“批评性、反思性”的稿件。最近，有消息来源说，中共官方已下令禁止公开探讨“地震预报”等敏感话题。
　　
5月22日，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在这篇题为《专访：地震短临预报确是世界难题》的报导说，“精确的短期临阵预报的确是不可能完成之事”，其用意十分明显。
　　
不过，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虽然“精确的短期临阵预报”很难，但是，露西尔·琼斯用了较多的语言，陈述了“现在世界范围内地震的长期预报水平非常高”，甚至可以“预测未来50年内，某一地区可能会发生一次里氏8级大地震”，并按照这一抗震标准建造建筑物。
　　
对于四川地震预报，有消息证实，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早在一年前，已经对四川地震作出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并报告了中共官方。而新华社在那篇《专访》中，为什么读者看不到美国地震学家露西尔·琼斯对四川地震预报这一敏感问题的看法，个中内幕新华社自然心知肚明。

而根据被披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消息可以看出，中共官方在震前收到过多方专家有关四川地震的准确预测报告，而且，至少中共军方对地震预报作了相应的防范。

图：2006年7月28日，中国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访谈节目中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电视截图）

地震预报减少大量人员伤亡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截至24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0560人遇难，352290人受伤，失踪26221人。
　　
作为对比，与中国一样，同是地震最多发的国家，也同是地震预测的先进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地震预报做的非常透明，从而减少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年前，陈建民就在访谈节目中说，“2003年美国加州发生了6.5级地震，死亡3人。2004年日本的新潟的七级地震，还是“城市之下”（即在城市脚底下发生的地震），类似我们唐山地震的地震，只死亡了40人。”
　　
同样在中国，1975年2月4号海城发生了7.3级地震，震前中国地震局做了非常准确的预报，也取得来非常好的减灾效益。张建民表示，“专家们预计，这次地震（海城地震）如果没有预报，应该是死亡十万人，但实际上海城地震只死亡了1300人，大大减轻了人员的伤亡和损失。”

地震预报遇到政治尴尬
　　
在地震之前，中国国家地震局肯定“地震能够预报”，而灾情发生后，国家地震局与地方官员们一致对预测地震异口同声地持“不可知论”。地震部门的领导人对预测技术的解释为何震前震后迥然不同呢？
　　
对此，中国社会经济学家何清莲表示，“地震预测，是纯科学技术范畴的事情；而地震预报，则属于政治范畴，至少在过去与当今中国还是如此。”

外界传言，地震预报被压制，是“（中共决策层）担心地震预报会影响社会稳定冲击奥运会”；也有的根据“死亡人员大多是民众”推测，“地震预报只传达军方和有关政府机关”，从而保护了军事设施，等等。
　　
故此，有评论认为，“地震预报在中国被政治化”，才是地震发生后，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真正原因。
　　
而作为这次四川地震受害最深的普通百姓和学生们，在地震发生前，谁又真正关心过他们的生命安慰呢？

图：本次地震发生后，最受害的是这些在校的花季少年以及他们的家长。（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