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李南央
昨天这里的晚上，我致上海海关的公开信上网仅仅四天，带书的朋友接到海关的电话：“书审查过了，没有问题，你可以来取回去了。”并在电话中叮嘱：取书时一定交还海关给她的收据。
今天——7月9日，收到朋友的电话，书已经在她的手里。
六年前，朱元涛律师被北京海关扣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经由一位姓贾的同志整整审看了11天，方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这次厚厚的三册日记，厚厚的一本家信的审看，只用了不到四天的时间。我不知道上海海关动用了多少人力。
书拿回来了，但是我没有轻松的感觉，因为上海海关并没有就那位执法小姐的错误行为道歉，这种事情以后还可能发生。从扣书到还书，上海海关始终没有向被制约人出示过执法的依据，那张扣书的收据，只是一张“海关代保管物品凭单”，在“待审查”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号”。我从上海海关此次行为得到的信息是：“书按不能告诉你的内部掌握规定审过了，没有问题，现在还给你。”执法人员、执法机构对于法律、法规的轻慢到了如此程度，这是对国门多么大的辱没！这等于向每一位进入中国国境的人宣布：你已经进入了一个警察国家，从现在起老老实实听呵，别跟我要什么法律依据，我就是法，我就是规矩。
网上反对公开信的人在跟贴中嘲笑我在美国被惯坏了，娇里骄气；扣你的书怎么着，这是中国，国情如此，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承认自己确实是被美国的制度惯坏了，我习惯了美国海关人员那张和蔼可亲的笑脸。但是难道社会主义的中国不是一个应该比美国更优越些的国家吗？中国共产党不是说自己代表了三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什么，应该是一个比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要了不起得多的执政党吗？如此，中国的政府是应该比美国政府更加宠爱自己的子民，更让他们感受到慈母般的呵护和温暖的。不是吗？中国人为什么要自轻自贱，不以为要求自己用血汗供养的政府必须保护人民、爱护人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执法人员可以随心所欲、不按法理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情”，而身为平民，就要伏贴地接受、认可这一国情；对于这么多的网民抱有这样的心态，我不是大惊小怪，而是毛骨悚然！试想一下：执法人员一旦穿上了那身警服、海关服，穿上了那身税收官服，立即个个变成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整治老百姓的恶吏、酷吏，这个社会如何会有和谐？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老百姓心中如何会有和谐的旋律？远的不说，最近发生在上海公安局的杀人案，贵州瓮安县的民众骚乱，不都有公安人员随意出重手打人的前因在先吗？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难道不是执法人员首先要遵法、守法，依法执法吗？如果执法的人都没有对国法的起码敬畏，视法律为儿戏，怎么能指望老百姓尊重它呢。一个无序的社会，一个上至共产党总书记，下至小民百姓，人人都受不到法律保护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难道不仅仅是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吗？
当然，此次海关的态度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六年前，朱元涛为了要回那本被北京海关扣留的书，走上了法庭。扣书发生在2002年8月5日的凌晨，北京高等法院的终审判决发生在2003年的9月8日。其中经过了与北京海关的申辩、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的一审和北京高级法院终审这三个阶段，历时一年零一个月零三天，朱元涛才将那本被扣的书争了回去。这次，李锐的书7月2日被扣，海关7月8日通知取书；一切始于海关、止于海关，历时不到一个星期。这说明海关的肌体内已经有了懂得执法要依法的明白人，已经有人生出了敢于拍板决断的有担待的肩膀。
还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被扣书中的那一册《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最初是在2005年的10月份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合同的，2006年的3月，此书没有通过宣传部门的政审，出版社被迫取消了合同。也就是说，未通过中宣部那道审查关口的这本书，在海关的“受理科”依据法律条文审查后获得了放行。海关这个执法部门认定：这本书没有“污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内容；也没有“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内容。我想，很快就会有国内的出版社再次与我就此书在大陆的出版签约，且看中宣部如何处理。让我们静观：这两个机构到底谁“大”。这难道不是一件有着十分深远意义的事情吗？
海关最后放行了李锐的书，还显示了一层意义，虽然不大，但也不能小瞧。很显然，李锐的这两册书不在海关登录的禁书单上，但是“李锐”两个字很可能在2007年前的某个什么单上，海关小姐因此把握不定。摆在她面前有两个选择：1、禁书单上既然没有——放行。2、李锐出现在旧名单上，截下他的书，可以表明我觉悟高、警惕性高——扣留。按照“左”是态度、“右”是立场这一颠扑不灭的“潜规则”，这位小姐选择了“宁左勿右”。可是这次她错了，她忽略了奥运会之前已经有了太多的麻烦，她的行为又制造了另一场麻烦，而这正是最高当局现在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在这里，“宁左勿右”这个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在中国肆虐了58年、为很多人所遵循的行为准则，遭到了小小的颠覆。今后，谁欲继续按此模式行为，动手前最好先审时度势地想一想：“左”未见得就获上司欣赏，还是按法规办事更加保险。
在写公开信前，我是征求了美国和国内朋友们的意见的。有意思的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中持保留态度的多，而国内的朋友，不但支持，且态度十分坚定，还告诉我如真的走到打官司的那一步，会有著名的律师为我出庭。在如今物欲横流、全民向“钱”看的中国大环境里，还有静心读那些枯燥史料的读者，还有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权力，肝胆相照、拔刀相助的朋友，我如何能够怯懦。
毕竟，中国是一个加入了世贸组织，需要服从国际游戏规则，正在努力步入现代化的国家。在她的国土上，已经没有了一个人人必须效忠的统帅，一个一句话能顶上一万句的导师，一个要崇拜到迷信程度的领袖，一个可以自称“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不按航标行船的舵手。我们有了不需要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可能。也许有人会说，李锐毕竟是个不小的名人，李南央你是这个名人的女儿，还持有美国的绿卡，你当然敢，我们不敢。可是，这次我如果就让海关拿走那一包书，顺从了那个普遍的国情，我不是什么结果都不会有，我不是什么也不是吗？
互联网在我的身后瞬息间筑起了一道支撑的铁壁，这不是我的特权，这座铁壁会支撑在每一个与庞大的国家机器抗争的平民的背后，什么工程也阻挡不了它的筑起。国际歌的歌词说得多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还在抱怨中国没有民主，缺少自由，那就让我们一起负起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责任。馅饼是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
朱正先生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现在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宪章和未来，谁最有发言权？让我来说，应该是挚爱这片土地、坚守在这片土地上、为这里还存在的消极现象感到痛心，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使情况逐渐有所改善的人。”这是我看到的朱正先生少有的充满如此感情色彩的文字。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和女儿不再为父亲的政治命运所左右，1989年后我选择了离开。但是我在那片土地上作了廿年的“狗崽子”，我与她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情缘，虽然离国十八年了，我仍然无法放弃对那片土地的深爱。我愿意与国内仍然坚持着的朋友们站在一起，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永不言放弃。只要还有人在与那庞然大物的国家机器的违法行径抗争，我们就有希望。当那片土地寂静无声时，中国就死了。
为了国家好，为了人民好，为了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请所有的执法者效仿这次上海海关的做法，至少向后退一步，给被政府管理的人民留出与你通过法律途径，理性地解决问题的空间。这是构筑和谐社会的最基本保障。
李南央
公元二00八年七月九日晚八点
于旧金山湾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