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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换上干净衣服后喝了两碗粥，去屋顶上，取下衣服——几乎都是两个孩子的衣服，然后关上了木门。
梁志尤坐在值班室里的木椅上，他对当地白话之外的任何语言一概不知，沉默不语，小女孩跑了出来，唤了一声“爸爸”，一下子跳坐在梁的大腿上，抱着他的脖子。梁宏伟不知道是哪里得到了消息，也来到了派出所。
他们一家人最后都坐在了派出所一张长长的木椅上，男孩咿咿呀呀，女孩叽叽喳喳，三个大人们则是惊恐不安。
一个警察低声说，真希望那两个孩子不是被偷盗的，这样他们还可以在一起生活。
找不到亲生父母，他们将留在乡村
藤县刑侦大队的民警也来到新庆镇。
梁宏伟说他不知道儿子和媳妇的事情。女人坚持说那两个孩子都是被人抛弃的，送到他们家里来的，当时身上还带了一个小红包。而假扮买主的家长则反驳说，女人曾对他们传授如何应对警察的办法——那就是打死也不能说孩子是花钱买的，一口咬定是有人把孩子丢到他们家门口，反正是死无对证，警察没有证据也不会怎么样。
三个大人承认，孩子不是他们自己亲生的。
当日下午，这一家人被带到藤县城中派出所。城中派出所负责人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警方也不可能认定这两个孩子就是被拐卖的，他们将继续调查这两个孩子的来源。
拐卖孩子的危险也在逼近这个偏远的小城。
城中派出所门口，往东约300米，一个奶茶店树着一块巨大的“寻子”招牌。2008年2月17日13时左右，一个叫莫洪涛的两岁半男童被一个妇女抱走，然后乘坐一台出租车到苍梧县车站外逃。
母亲黄海燕几度试图自杀，她在寻求一切可能的帮助，她和家人承诺说，不论是谁，只要帮助送回孩子，她都将以20万元作为回报。
当日，刑警对两个孩子进行血液取样，然后送到梧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进行DNA检验。中国公安网上有一个失踪儿童的数据库，各地警方把被拐卖或者疑似被拐卖的孩子做出DNA数据，然后在网上和失踪儿童的家长DNA数据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实现双向寻找。
城中派出所承诺，他们将把孩子的DNA数据公开在媒体上，“可以从源头上找到孩子的父母。”
在未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之前，警方不倾向把两个孩子送进福利院，那样做手续比较繁杂，而且福利院对孩子不会像现在的养父母那么细致耐心。此外，福利院有一条涉外领养渠道，外国人来领养一个孩子至少要支付该福利院3000美金的费用，一些福利院甚至还花钱四处寻购孩子，对孩子正是如饥似渴。
“送到福利院去，万一被送到国外，他们就更难找到自己的父母了。”警察说。
藤县警方最后的决定是，梁家夫妇把两个孩子带回去，继续养着。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最后寻来了，梁家必须无条件交出孩子。
当天黄昏，女人抱着男孩、梁志尤牵着女孩，老头儿勾着背慢吞吞走在后面，他们从派出所出来，又回到了村庄。
如果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来领走这两个孩子，他们或许要继续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甚至是一辈子。
为了孩子，他们选择生活在大城市，但在大城市，他们丢了孩子。
孙海洋失子
编辑 陈磊
记者 邓飞 发自广东
一台很酷的玩具汽车。
一名男子把它放在一个孩子面前，孩子显得有些迟疑，不肯靠近。男子又把玩具拿起，放在离孩子更近一点的地方，自己则退了一步，面带着微笑。孩子终于走了过去。
监控录像显示：最后，这个孩子手里拿着男子给他的一串芒果片，跟着这个男子一起从镜头里消失。
2007年10月9日，一个40多岁的白衬衫男子在深圳拐走了孙海洋的儿子、3岁半的孙卓，也偷走了孙海洋对大城市的希望与梦想。
剥鳞的挣扎
孙海洋的家在湖北监利县一个叫何赵的村庄。孙海洋自小便对自己的家乡缺乏好感。因为祖父在解放前是一名地主，孙海洋一家在中国过去的特殊年代里，一直是村里被批判的对象。
中国发生了变化，虽然可以不再背负罪恶生活，但孙家在联产承包中分到的依然是村里最糟糕的土地，“几块地很小，牛都转不过身”，一家老小经常要在水田里劳作到深夜，也只能混个温饱。孙念到小学5年级，不得不辍学。
孙海洋曾被送到一家乡村私塾读书，父母本来希望他以后能打算盘、写对联和主持红白喜事，这样，孙海洋就可能在村里成为一个被尊重的人。
但在孙海洋认得了很多繁体字，双手把算盘打得翻飞的时候，同村的人从城市里带回了一个小计算机，村里的人仍然对会打算盘的孙表示不屑。孙海洋称自己当时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去城市，成为孙海洋第一个具体的梦想。17岁的孙首先到了监利县城，找了一个餐馆端盘子、洗碗、切菜，还负责每天给老板铺床。
两年后，孙海洋开始在武汉闯荡。他在大街小巷摆地摊卖过袜子，夏天做炸鸡来卖。最后，他想到人们早上都要吃早点，包子生意一定很火。他用400元积蓄，在汉正街附近租了一小块门面，买了煤炉蒸笼，把母亲接到武汉，一起卖起了包子。
400元的投入为孙海洋赚了5万多元。他开始觉得，只要勤奋好学，自己也是可以做大事的。孙海洋看到汉正街隔壁一条街上的女装批发店，一天下来就有上万元纯利润。
拿着5万元，孙也在女装街上租了一个门面，找来在村里做裁缝的姐姐帮忙。他们四处偷看哪款女装卖得快，就买几件回来，交给服装厂成批生产，然后挂在他的店铺里以较低价钱批发。
孙不知道的是，一件女装的流行期很短，几个月就过去了。等他的服装做出来，新的潮流已经开始了。辛苦积攒下来的几万元，就这样损失殆尽。不甘宿命的孙海洋又做起了蔬菜批发，但最终因为不熟通门路，蔬菜烂的烂，丢的丢。
一无所有的孙海洋又回到了武汉，打算继续卖他的包子。但武汉不是当年的武汉了，人们有了麦当劳、面包店和各种快餐店，包子生意打不比从前。偏远一点的县城，成为了孙海洋最后的选择，那里贫困人口多，买他包子的人就多。此外，他引进了和面机，可以让包子更加鲜美可口。
1998年，孙和一个打工的女孩结婚了。
婚后，孙在湖南永顺安了家，几年下来，孙一共赚了20多万元。他回到监利县城，花了10多万元买了一套新房，把父母接出了乡村。
乔迁之喜的鞭炮声中，孙一脸笑容接受亲友的恭贺，他感觉自己奋斗、挣扎了这么多年，像传说那条剥掉自己鱼鳞要变成人的鱼，一样苦痛和鲜血淋漓，但他还是成功了。
城市的危险
2005年冬，孙海洋的儿子出生在永顺的一家医院里，一阵狂喜之后，这个年轻的父亲又很快焦虑不安起来。
孙海洋给孩子取名“孙卓”，希望孩子能够卓越超群。但在他眼里，永顺是一个很落后的县城，“乱七八糟的，一些初中生动不动就在街上砍砍杀杀的”，想到他的孩子将来染着黄发、稚气未脱却手上刺青的样子，孙海洋感到害怕。
要带孩子去一个正正规规的大城市，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孙海洋有了这样的想法，孩子一定要比他强，如同他超过了自己的父亲，来到了城里。
孙带着20多万元的存折来到了广州，他对多年前那一次失败的服装生意耿耿于怀，他冥思苦想了很多年，他深信已经找到了失败的原因，可以翻身。
他在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开了一个小店，这次他改做牛仔裤——牛仔裤男女都可以穿，花样款式变化不多。孙海洋这次自己当了设计师，看见哪条裤子哪个地方好看，他就记下来，然后作为自己设计的一部分。
孙又开了一家小型服装工厂，他的计划是实现产销一条龙，自己掌握生产会更快追赶潮流，又省去了加工费，但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他根本就管不好一个30多人的工厂。
孙在无穷无数的大小问题里折腾了很久，甚至花了高价雇请职业经理，20万元的本钱很快就耗尽了。
2007年底，孙从湖南永顺接回了妻儿，回到监利老家过年。在乡村的酒席上，有老乡交流经验说深圳的水果生意是暴利，利润至少在30%以上。
春节后，孙带着妻儿在深圳福田区开了一间水果店。但孙海洋显然又是一个外行，他不会判断一个西瓜的生熟，不知道如何剖开一只榴莲。生意很糟糕，每天需要处理的坏水果多的甚至惹恼了附近的清洁工。
2008年10月1日，孙不得不放弃水果店，再开一个包子店。
几天调查下来，孙海洋看上了深圳市南山区白石州，人山人海，多是外来打工者，还有地铁到城里。
10月3日，孙海洋租下了附近的一套2室一厅的房子。二十米外就是他的店铺，孙海洋和妻子卖包子、茶叶蛋、玉米还有豆浆，一天下来竟有1000元的营业额。最令他惊喜的是，距离出租房约100米就是沙河幼儿园。
10月8日，孩子去幼儿园报名。这里有县城里没有的大超市、各种玩具和零食，令孩子兴奋不已。
孙也很开心，日子又会好起来了，幸福就在眼前。
和乡村的那些朋友不一样，孙海洋不想再生个孩子，他也认为培养好一个孩子比生一窝孩子要好。孙卓成了他的最大的希望。
危险来临前，孙海洋听说过偷东西，但他没有听说过偷孩子。
10月9日20时许，孩子写完作业，说“我到外面玩一会”，疲倦的父亲实在睁不开眼了，就让他去了。
像孙海洋一样，深圳、东莞两地几乎所有被偷孩子的家庭都是源自乡村，父母希望能在城市里生活，然后让下一代能够初步成为城里人，再下一代能够彻底和城市融合。
他们挤住在昏暗、污浊不堪的出租房里，做着各式各样的小买卖；总是看见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身边转悠；到处都是暴力带来的惊悸。
孙海洋说他永远记得：那天晚上，他疯了一般奔跑在白石洲大街小巷里，呼喊着孩子的名字，绝望而恍惚，他说他想起湖南那个小小山城，他的乡村，“我们要是不来这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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