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社 |
(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的进行评论。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长篇文章，对北京因奥运而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热及其含义进行了评论。这篇文章题为“看看新的中国--变化中的北京面貌”（In Changing Face of Beijing, a Look at the New China），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撰写的。对世界各国的建筑作过许多研究和点评的欧罗索夫，首先将视线投到人们从海外一进北京就看到的一座奥运会重点工程建筑和城市景观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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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外观 | 他写道，如果说，西方国家的人抵达北京，走出飞机来到新的国际机场航站楼（候机楼）的那一刻，感到头晕目眩和迷惘，那是情有可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看到这个新机场的宏伟壮观，而且是因为会有一种不可逃避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正在穿过一个入口来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急剧变化而让西方国家望尘莫及的世界。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一位叫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的维亚纳设计师从蒸汽轮船踏上纽约码头那一刻，面对眼前情景时的感觉一样：跨过门槛，迈进到了未来，他在那一刻意识到，欧洲文明已经过时。
北京这座崭新的、富丽堂皇的航站楼是由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它和北京其他一些新地标式的建筑一起组成一份了不起的名单：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的的蛋型国家大剧院；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的国家体育场，即众所周知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中心，有着如海绵枕头般柔软的和半透明的外观；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其倾斜交错的外形，是近些年来最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艺术之一。
评论家们都不断地把这些具有高知名度的项目，描述成中国雄心勃勃地表达其萌发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方式。然而，这些中国的新建筑不仅仅是是国家力量的直露表达，而且，他们就像16世纪的罗马或19世纪的巴黎的纪念碑式的伟大建筑那样，正发散出一种光环，这是一种伴随着经济影响力而生的智力萌发的光环。
欧罗索夫认为，每一座建设，都以自己的方式体现出，在全新的中国，在对公共空间含义上的激烈争斗。尽管这些建筑规模巨大，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同时，他们还反映了中国体现一种新兴的国家认同感的努力.
福斯特先生设计的这个全球最大的航站楼，是中国拥抱现代化思潮的最纯粹的表现。它的形状好像一条巨龙,屋顶像两个飞去来器一样分布两边。然而这一结构最先是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Tempelhof）机场展现的，该机场作为作为一扇通向新欧洲的大门，是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30年代所构想的航空旅行的一座丰碑。北京新机场和柏林的滕珀尔霍夫机场，流动的社会一部分的体现,从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到巴黎的火车站大厅，也都是流动社会的见证物之一。
就象滕珀尔霍夫机场一样，北京的这个新航站楼拥有宽敞的大厅,同时也有令人惊讶的内部空间，其魅力足以让航空旅行者们回味。但是福斯特先生把流动性的理念发挥到了新的极致。由新航站楼内的天花板上的闪烁灯光作为指引,刚到达的旅行者走上具有滑行步道的地板,穿过人行天桥,涌向电梯大厅。从那里，这个人流通过由各条马路,火车,地铁,运河和公园等组成的网络，分流到北京市的各个角落。
自从北京在7年前获得奥运会的举办权以来，这个延伸各地的交通网络已经完全重塑了北京。当我们相信科技能带给人类的指望，似乎是无止境之际，我们不能不想到了上个世纪中叶，美国的大量公共工程项目的情景。谁会想到，后来美国人在面对卡特里娜飓风后的新奥尔重建之路时，这个信念会崩溃，而与此同时，公共工程项目之梦却以比奥尔良大10倍的规模在21世纪的中国重现。
欧罗索夫笔锋一转地写道，然而，当人们从机场出来以后，他们惊叹于中国转型变化的那种感受，很容易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泄气。马路两旁，是一个个平庸丑陋的新高楼的景观。很多高楼群都是建有大门的封闭型小区，反映出穷人与富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尽管这些建筑大部分是在奥运的筹备阶段建造的，但低劣的建筑质量让它们看上去很老旧，好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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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新标志性建筑－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大楼，
俗称“大裤衩” | 这是中国拥抱现代主义的另一面：类似于二战后的年代，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那种从零开始的白板规划（tabula rasa planning）。中国的建筑实验，是充满希望和也饱含痛苦。在这里，什么都能看到，从幻想的乌托邦胜利，到对个体生命的漠视的表现形式，似乎一切皆在。
这些紧张不安和矛盾的结合，在安德鲁设计的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国家大剧院也有所体现。这个大剧院的顶部是一个椭圆型的钛-玻璃的穹顶，四边环绕着一个浅水池，可见大剧院的倒影。这个剧院矗立在以天安门为界划分东西方向的长安街边。
沿着长安街两旁，与国家大剧院并列的，是很多作为社会主义标志性的建筑、在中国国庆10周年时建造的建筑，包括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自从三十年前在故宫的对面建造了毛主席纪念堂以来，大剧院是建在这个历史核心意义的地区的少数几个主要的文化标志性建筑之一.
最近在北京喝了太多的咖啡以后，安德鲁先生把这个大剧院描述为是“向普通公众开放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安德鲁先生说。“这是一个您不能触摸的建筑。我不想去掉这里的神秘感。你从大街可以穿过树木一直走到水池子边。但是你还可以穿过它。我希望人们能了解这个为他们而建的。”
然而，欧罗索夫的文章说，这座布局对称和浑然一体的体积庞大的建筑却招致了另外的解释。批评者指出，大剧院被环绕的倒影水池构成的孤立感，因入口的设计而得到强化：来访者必须走下一个宏大的楼梯深入地下，穿过水池，然后才重新进入巨大的圆屋顶。这就使得这个剧院好像是通过一个巨大的脐带似的通道和城市连接起来一样。
还有更多的困扰。在入口处,一位叫严孟（YanMeng，音译）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和在北京长大的建筑师,向欧罗索夫说了另一类的比较。他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天安门广场在很多方面是北京的社会心脏，“那时车很少，很容易进广场，”他说，如果在下午我们开车穿过广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打牌和玩风筝。”
自从1989年的天安门的抗议和政府的暴力镇压以后，这里添加了步行栅栏。如今,民众只有穿越有保安人员巡逻的地下通道，才能到达广场。那里有一种恐惧和灰暗的感觉。而你一走出通道，进入广场，那感觉又好像进入了一个旅游区一样：那里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买卖各种廉价的纪念品.
严先生认为，国家大剧院的迂回进入，是1989年大屠杀后，对公众生活的强制措施的一种回声。他说：“天安门广场已经不再属于任何人的了，它是被控制的了。”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环保学和历史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进行评论。
近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长篇文章，对北京因奥运而兴起的“现代主义”建筑热及其含义进行了评论。这篇文章题为“看看新的中国——变化中的北京面貌”（In Changing Face of Beijing, a Look at the New China），是纽约时报的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Nicolai Ouroussoff）撰写的。对世界各国的建筑作过许多研究和点评的欧罗索夫，将视线投到一座座奥运会重点工程建筑和城市景观。
在点评了北京的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国家大剧院后，欧罗索夫又写道，这些体现中国国家崛起的地位和形象的最强势的建筑象征，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到，它所反映出的更富启发意义的发展，展示中国在走向一个更开明的未来。中国人了解自身,他们在社会发展可能性的边缘进行着探索。他们在探索各种可能性。在做力所能及的推进。
奥运会体育馆和国家游泳中心位于沿中轴线的市中心以北10英里处,这种位置使得这些建筑和故宫以及毛主席纪念堂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这两个体育场馆中，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所设计的奥运体育馆被更多地关注，也是奥运会更加著名的标志。这个巨大的椭圆形的建筑由一些网状格子的钢条紧紧包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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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巢” | 这些钢条扭曲交织而上旋，就象一个巨大的公众雕塑品。他们向外扩张的形状使人强烈感受到其内在的活力。当这个建筑是空的时候，这种感觉被奇怪地放大，就好象是在期待一个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焦虑不安一样.
欧罗索夫写道，然而，关于这座体育馆未来命运的争论，让人强烈感受到对新中国未来如何定义的关注程度。这个体育馆位于一个面积广阔的公园的中央，公园四周有一排排的住宅高楼环绕着。体育馆的设计者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穆希望，奥运会后这座建筑变为一个巨大的公众平台和社区的视觉标志物。
政府倾向于建立一个围栏把体育馆围起来，如果是这样，这个体育馆最有吸引力的功能－像公园一样对外开放－将被消除。而当地的开发商的建议是在体育馆的一端建一个地下商场，这更是违背了该建筑设计的公众精神。
政府希望建一个栅栏把它围起来,这样可以消除也许是它最吸引人的类似于事情.当地开发者曾经希望在一端建立一个地下商场,这更加违背了设计者的公众性的精神.
“这个建筑是为开放而建的,”雅克赫尔佐格先生说，“这是一件公众性的雕塑。”但是作为建筑师，他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未来的处理带有一些灵活性。“即使他们建了一个栅栏，将来总有一天也会拆除的，”他满怀希望地说道。
库哈斯先生设计中央电视台（CCTV）总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这个国家电视职权中心大楼位于北京的新商业区以南几英里处。关于这个建筑，有个长期以来在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对让公众接近。困扰设计者的是，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人曾经威胁说，要关闭两条穿过这个地点的道路，而这个巨大的大楼也只限电视台内部的人员出入。
如今，尽管离完工还有一年, CCTV大楼已经在全球倍受关注，其中不乏争议性的意见。有些人谴责库哈斯先生接受这个建筑的设计任务，把库哈斯先生的行动比做1931-1933年斯大林时代竞标苏维埃广场。他们批评说，就本质而言，库哈斯是在为一个巨大的宣传机器设计了一个纪念碑。
尽管如此，该项目对所有那些期望看到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应当是什么样的人来说，还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库哈斯先生像赫尔佐克先生和德德隆先生一样，是同一代建筑师，年龄都在50多或60出头。他们早期的职业生涯，把他们塑造成为现代主义主流的压迫性纯粹主义的对立面的设计师。他们设计上的传统的非对称形式，打破了运动的单一化，为社会的被遗弃者和不适应者腾出空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整他们过去的说法，以面对包括政府部门和跨国公司这样的客户。
库哈斯先生在设计CCTV总部新大楼时,一开始就去掉任何可以从外部看到人的痕迹，这个设计没有传统的窗户，也没有明显的楼层划分标记。这些形式完全颠覆人们对这座建筑物的视觉,使得它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就好像它在横冲直撞，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它又向人们压下来。
结果是，人们几乎不可能清楚把握这座建筑的规模大小。从周围的大楼看过去，从某个角度看，这座建筑好像缩小成一个儿童的玩具；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好像在施展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的应变力，象要努力支撑住上面的悬臂式楼层的巨大重量。
欧罗索夫指出，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库哈斯先生要努力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灵活性，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探索以建筑作为一种桥梁，来建立平凡个体生命与和社会变革潮流之间联系的方式。他所要表达的权力图像，是有所指但又含糊不清的：它有时是强硬的，有时又是胆怯的和退缩的。这座大厦的不稳定的形状，就象在表现一种当实行某种中央集权时，所产生的集体焦虑感.
他在这座建筑的设计中，划出宽阔的空间，来作为社会交流场所。建筑的内部空间，是构想成一个环状的公众活动区,这里有咖啡厅，有观景台，有回廊，这个长廊从大厦结构的一条支撑腿连接到另一条支撑腿,再连接到一个地铁站。
库哈斯先生作为建筑师，是看了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分界线，那往往是一个活跃的争论战场。至于这条分界线怎么划，会随着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演进，而不断变化和调整。不过，作为建筑师，他不能决定中央电视台的开放程度，那是由中国政府任命的电视台的高层领导决定的事情。
未来向何方，还要走着瞧。数百年来，建筑师们无不渴望创造能够启发或者传承人类文明的杰作，但是人们看到的，这仍然只是孤立的辉煌，这类辉煌很少对社会有多大影响，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
但是，欧罗索夫在文章最后写道，毫无疑问，北京，在可见的未来，作为建筑师理念的伟大实验室，它的作用还将持续，不知西方国家会否急起直追赶上来。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环保学和历史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进行评论。
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的一篇由记者夏雷（Shai Oster）撰写的题为“奥运给北京树起新地标”的文章，对近年来北京围绕着奥运的重点工程，尤其是所谓的新“五大”工程，逐一进行了点评。文章说，借着奥运到来前那股汹涌的建筑潮，北京在短短几年间已从一片单调乏味的水泥森林摇身一变，成为吸引创新、宏大建筑的磁石。和观光客一样，奥运来宾们也希望一览被视为中国新建筑象征的北京新“五大”──包括：被称作“鸟巢”的国家体育场，其设计让人联想起古瓷器表面的裂纹；奥运会游泳项目中心“水立方”，它表面的塑料外膜看起来像是海蓝色的气泡；中央电视台大楼，凭借其扭曲的环状结构重新界定了“摩天大楼”一词的含义；国家大剧院──就像是一只被钛金属包裹的飞碟；另外还有气势恢宏的北京机场新的3号航站楼。
几百年来，皇宫的金顶红墙和四合院间那狭窄的胡同一直是北京的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用人民大会堂和大片的预制板楼房等斯大林式的庞然大物重新塑造了这座城市。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一股新的建筑热潮，不过却谈不上有什么新格调。那些决意保留中国风格的北京建筑师为新建的高楼大厦加上了一个个传统风格的屋顶，但它们看上去就像是被一阵风偶然刮过来似的，非常突兀。
另外，北京还拥有相对的低成本优势和大片的空地──许多地块过去都是大工厂。
现在，新的建筑设计无处不在。包括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建筑瑰宝。
“中国现在拥有很多新资金。”葛拉夫特建筑公司(Graft LLC)的建筑师格雷格霍海塞尔(Gregor Hoheisel)表示，“新资金能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他设计了一处能远眺故宫的酒店。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首先介绍和点评的是被人称为“巨蛋”的国家大剧院。报导说，这座规模庞大、掘地三尺的太空时代椭圆形建筑由法国的保罗安德鲁设计，表面由钛金属包裹，周围还有人工湖环绕。这座建筑从其入口通道开始就遭遇了不同一般的非议。观众通过水下通道进入演出大厅。监管这一工程建设的国家大剧院工程业主委员会主席万嗣铨说，只有在了解到这座综合性建筑可以在几分钟内将里面的人群疏散一空之后，他才多少接受了它。现在，他向参观者们介绍地下水如何保持人工湖的水温恒定，从而预防夏季的藻类爆发和冬季的冰冻。批评者一直对让一位外国人来设计如此重要的建筑以及这幢建筑像一只巨大煎蛋一样的外形很不满。
不管怎样，中外游客蜂拥而至。进入玻璃屋顶的入口通道，人们可以看到光线如何穿过头顶上的人工湖照射下来。在剧院的中心，国产木材和大理石将一个巨大的洞窟变成了一处亲密的空间。
央视新大楼，也是充满争议的建筑大使作品。中国国家电视台的这栋新“塔楼”实际上是个玻璃和钢铁结构的扭曲回旋式结构。两座微倾的塔楼耸出地面540英尺，之后突然转向通过一个悬臂结构在空中汇合，营造出一种违反物理学定律的不稳定感。为平衡这样的结构，设计师们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底座，它就像是防止滑雪者过度前倾的雪橇。这栋大楼让附近街区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许多人对城市开发带来的影响有颇多怨言，不过有争论是件好事，”中国建筑师朱培表示，正是他敦促北京市官员邀请库哈斯及其它国际建筑师参与央视大楼设计竞标的。
与奥雅纳的工程师合作完成央视大楼设计的库哈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谈到他的设计思想时说，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思。首先在CCTV工作的有两种人，一是纯粹工作的，二是从事艺术的，这两种人相对独立又不能割裂，所以用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将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其次，CCTV没有像其他的建筑那样采用能增加容积率的高层塔楼来占有空间，它是在创造空间。再次，环状的结构可以最快地疏散人群以防紧急情况发生。
“央视大楼永远不会被重复，”奥雅纳北京办事处负责人罗里麦格温(Rory McGowan)是这样评价他们这个作品之独特性的。
对于大多数奥运观众来讲，北京奥运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的举办场地－国家体育场（“鸟巢”）将决定着他们对北京的印象。国家体育场之所以被人们戏称为“鸟巢”，是因为它由钢筋混凝土桁架缠绕而成、并将91,000个观众座席包裹其间。
“鸟巢”的设计诞生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与瑞士建筑公司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师之间的灵感碰撞。这座建筑让人们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看似杂乱无章、纵横交错的梁架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古代瓷器上的那些裂纹。从南边看，边缘高低起伏的碗状结构就好像是象征富裕繁荣的中国金元宝。主要支撑系统由24根柱子组成，每根柱子的重量达1,000吨。约7,000名工人花了三年时间、每班12个小时轮流昼夜工作才完成了这一工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徐卫国说，“如果说央视大楼是科技的胜利，那么鸟巢就是观念的胜利。”
据路透社的一篇报导说，参与“鸟巢”施工的一位工程师麦克库克（Michael Kwok）向路透社记者表示：“从某些角度看，鸟巢就象是中国画里的随机线条，像是被扭曲了的一只碗。从某个角度看，鸟巢的外形又像是博物馆里展出的一个陶器文物。”他说：“这正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新形象：现代强大，而且充满了自信和自豪。”
中国媒体的报导说，对自己参与设计的这个“鸟巢”，艾未未说：是个了不起的杰作。这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当初在是否采纳这个设计的问题上，却充满了争议。
艾未未在接受中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时，透露说，这个设计方案当初就“差点鸡飞蛋打”，“差点都被毙了”，但是“百姓根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艾未未说，在赫尔佐格竞标前，我给他们引荐了中国合作方，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参加项目设计工作。对我来说，凡是不熟悉的事情我都愿意参加，当然我没有去想这个跟奥林匹克有什么关系。我答应去的时候，他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我简单地问需要我做什么？他们说需要你说出所有看法。由于我的参与，过去他们讨论的结果要进行很大的调整，其中牵扯到这个建筑的基本概念、形体、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包括室外的形态、文化特征等，我们做了很多交流，因为想到不中标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他们才可能非常勇敢地采纳他们不习惯的方式。结果是赢了，我回来之前，他们说本来希望走一步，但我们走了两步。。（资料图片）
艾未未对记者这么说，你回去翻翻媒体，杂志、报纸的报道，在04\05年的时候全部都是批评，只有我一个站出来说话。专家说什么用钢量大了，安全性不行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什么新殖民文化，怎么说的都有，惟独没有事实。这些院士的名字是都有的，你要看看他们的联名上书，说什么要勤俭奥运，最后把鸟巢可开启的顶去除了。但是今天却再没人提这事了，大家又都说，“这个很好，是中国的骄傲”。当时他们差点都要把鸟巢改成方的了。就因为中国的一个院士，他们特别想拿到这个项目却拿不到。北京很幸运，你想如果没有请国际评委评比的话,必然就是这个院士的设计，那简直就不能看了，奥运建筑也将会很惨。就差一点，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他们在我们得了第一名之后，仍然给中央写信，他说他来做能省多少钱，把鸟巢改成方形又能省多少。没有考虑这个提议，因为首先是时间的问题，其次是面子问题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改来改去实在是说不过去，所以保持了原设计，要不然哪有今天的鸟巢。所以说,这的事情太可笑了，百姓根本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第二个意见是，只做鸟巢中间的看台，外围的钢结构网罩不做，拖到奥运会之后，之后也就不用再做了。他的原话是：“体育场不就是只需要有个看台，可以坐着看比赛就可以了吗？”这可是院士啊，国家级大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拿到这个项目，他准备了很多很多年最终没有拿到这个项目，估计他会恨一辈子死不瞑目。全中国的建筑业院士都是如出一辙，这样说一点不冤枉他们，他们因为无能，只能是串在一起，玩阴的。
据鸟巢项目部常务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吴之昕说，我感觉“水立方”也好，“鸟巢”也好，他的建筑创意是出类拔萃的，应该说是很有特色、很有视觉震撼力。但是，在国家体育场工程实施过程中，仍然要面对很多的争议，主要是造价、功能、设施模式等。伟大的建筑有点争议很正常。甚至可以这么说，一座没有争议的建筑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正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因为它选中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设计方案，采用了一套突破传统的实施模式。
2005年6月，英国特许建造师协会副主席执行官麦克布朗访问鸟巢，正值伦敦在申办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中胜出。他说：“当今世界上，规模这么大的在建的体育场馆，只有在中国才看得到。中国建筑师建好了‘鸟巢’后，还可以赶上到我们伦敦建2012年奥运会主会场。”
比较起来，在“五大”之中，应当说，“水立方”，尤其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可能还是争议较少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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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立方”与“鸟巢” | 被称为“水立方”的国家游泳中心，是由澳大利亚PTW Architects设计的。建筑师们首先尝试了波浪形大楼的设计，后来才想到了气泡。建筑外墙由3,500个“气泡”组成，这些塑料外壳都是由一种透明的聚四氟乙烯材料制成。这种塑料可以传输太阳能，并起到隔热作用，从而降低30%的能耗。水立方内设有五个游泳池、17,000个座位、嬉水乐园，还有一家餐厅。
首都机场新航站楼，正如本文开头谈到的纽约时报的首席建筑专家和评论家尼克莱欧罗索夫所说，它对大多数为奥运而来的宾客而言，是最先映入眼帘的，尤其是那宏伟的穹拱形屋顶。3号航站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空间之一，年接待量预计将达5,000万人次：航站楼全长约两英里，有101扇门，31英里长的行李传送带，98条电梯步道，168部自动扶梯和179部电梯。巨大的拱形屋顶上遍布三角形的采光天窗，从外面看像是龙的鳞片──而龙则是繁荣和力量的象征。朱红色的立柱让人不禁想起封建时代老北京的红墙。从内部看，新航站楼的屋顶钢管都是正南正北走向的，旅客只要抬头看看屋顶线，就能搞清楚东西南北了。因为旅行者每到一个新地方，总是希望尽快弄清楚方向。在这里只需抬头看看就行了。
另外，航站楼屋顶色彩也很有讲究，从红到橙再到黄渐渐过渡。不同的颜色代表处于航站楼内不同的区域。记住对应的屋顶颜色，也能一望而知，自己身处哪个区域了。
香港《南华早报》的一篇报导指出，以前，比赛场馆建筑从来没有引来过这么多的关注，并发挥如此关键性的作用。奥运会就是宣传主办城市及其所在国家的，这一点基本没有异议。但是，令这届奥运会显得尤其特别的是比赛场地发挥的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尽管以前的奥运会也曾出现一些非凡的建筑，但没有哪个能赢得与“鸟巢”同等的公众认可度。
对于这“五大”，北京的老百姓自然也少不了评头论足，台湾一家媒体报导说，在民间，国家大剧院，是争议的典型案例。这座位在人民大会堂东侧的“大巨蛋”，像飞碟降落在老旧胡同区和紫禁城中间。但这座庞然大物，无法融入皇城区的景致，引来批评排山倒海。
开十多年计程车的老北京人李振玉，就对这“异物”无法忍受。老李戏谑：“国家大剧院就像一个坟冢，人民英雄纪念碑宛如一座墓碑，毛泽东的死尸，就躺在毛主席纪念堂中。您说，这地方不阴森可怕？”
央视总部，是另一个话题。这栋外观像一个被弯曲的正方形甜甜圈的原创性建筑。老北京人揶揄：“央视新大楼的风格，就像央视新闻：空洞、扭曲。”
对此，深入观察中国社会脉动的中国文化报主任林瑞华认为，新颖建筑是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产物；传统该保护的，就要认真保存；该创造的，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同凡响。一位关注中国城市发展的北京建筑学者则认为，很少人真正关心，北京究竟要留下怎样的容颜给后代。
“北京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意念，而非城市概念”，他说，由于各方势力长期在此竞逐，决定北京的城市规划，诸如官方意志、外国财团、政治考量及民间利益，埋下新旧势力相互矛盾的种子。
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于2003年12月底正式拉开序幕，到奥运倒计时一百天来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承办北京奥运会比赛的场馆已全部按期投入使用。许多场馆并开始有限制地向公众和各国媒体开放。这也意味着，公众和媒体对这些建筑的评头品足开始进入一个热潮。尤其是海外媒体，不仅从建筑学，体育学、文化学、社会学、环保学和历史学等角度评论，还带上了政治性的解读；他们的评论，也不限于奥运场馆建筑，还包括了对整个北京围绕着迎接奥运而展开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尤其是那些奥运会重点工程进行评论。
华尔街日报刊登的夏雷的文章说，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开始，国际和当地建筑设计师像是被磁石吸引一般纷纷来到北京。最后完成的这“五大”建筑中，富丽堂皇的首都机场航站楼，是由英国的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设计的；另外的那“四大”建筑：法国建筑设计大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了蛋型国家大剧院；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的国家体育场，即众所周知的“鸟巢”；澳大利亚PTW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国家游泳中心，有半透明外观的“水立方”；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央视大楼，其倾斜交错的外形，是近些年来最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艺术之一。另外，英国工程公司奥雅纳(Arup)参与了“五大”建筑中四座建筑的设计和建设工作。
这一长串名单，都是外国的建筑大师，对这种现象，中国国内随之而来出现两种声音，一是认为奥运工程成了“建筑殖民主义”的提法，一是在技术上质疑国外建筑师个性化作品。
那么，这有代表性的“五大”建筑的设计者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参与了“鸟巢”的创意构思，为什么没有中国本土的建筑师上榜？难道中国本土出不了可以与这“五大”建筑的设计师比肩的世界级建筑大师？
对此，负责设计央视新大楼的库哈斯指出，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眼光也是全球化的。
而库哈斯对待合作伙伴奥雷舍仁在谈到西方建筑师纷纷进入中国建筑市场的现象时说：我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这要求建筑师要应变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可能在操作模式与经验上跟不上。
除了著名诗人艾青之子的身份外，艾未未还有不少头衔，比如旅美艺术家、中国前卫艺术代表、“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中国顾问、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副导演等等。从70年代末的“星星画派”的一员，到90年代前卫艺术杂志主编，再到2000年的展览“不合作方式”的策划人，艾未未毫不拘束地在建筑、雕塑、绘画、家具、编书、策展等方面进行着自己独特的实践。（资料图片）
奥雷舍仁还说，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速度跟不上，一些规则的制定跟不上。比如现在政府的法规有变化，以前建筑师要作完全部工程设计才能竞标，现在完成概念设计就可以竞标。参与大型设计竞标的前提是与国际接轨，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建筑师并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述自己的作品。
据中国媒体报导，负责整个奥运会工程景观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朱小地这样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人整体思维的稳定性稍欠不足。中国人逻辑思维较差，属于跳跃性思维，其随意性很强，本身没有章法。来看奥运场馆，也不知道哪个好，反正最新、最漂亮就好，就是它了！”
北京建筑设计艺术研究院总建筑师胡越强调要向前看，他说，中国建筑师背了一个太沉重的包袱，即，传统与创新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背这个包袱。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尚属弱势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侵犯。美国有个未来学家画了一幅图。它的横坐标代表现代化，纵坐标代表西化。这个图是一个抛物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从落后状态迈向现代化时，必定先逐渐西化；达到一定高度时，现代化就会内化为自己的东西。之后，西化风潮就会逐渐回落。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不必担心不够继承传统。随着中国社会逐渐进步，必然有一天，我们会创造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建筑。
不过，参与“鸟巢”设计的艾未未好像没有这么乐观，他还认为，这跟传统不传统没关系。艾未未把这类问题，归结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体制问题。
艾未未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记者的采访时说，建筑体现了一个时期的文化气质和体系，国家大剧院开了一个好兆头，出现了几个好建筑，这来自一种开放心理。这涉及了一些问题，我们以前的建筑和设计，都是在极差的系统中产生的，计划经济的落后意识形态的技术官僚系统,绞杀个人创作的可能性和语言上的独立性。中国有着巨大的，可以称之为反动势力，这些反动势力就是由所谓业内专家组成，长期以来吃着国家的俸禄，经营着虚假的地位，昧着良心，养尊处优，互相提携包庇，在每一个项目中饱囊私利，这方面国家也很无奈，要么请外国人，要么只能听命于他们，他们获得了最高荣誉，政府官员只能依靠他们。他们表面上是专家，干的全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今天我的项目你来评，明天你的项目我来评，导致了一个恶劣的学术评价系统网，开后门走关系，是心照不宣的利益潜规则。你去看中国当今的建筑，除了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外国建筑师设计的房子外，其它的大项目都是被国营的大企业和设计院拿去了，这些设计院设计的东西，许多是由那些院士领衔的，其他评委和他们串通一气，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易。别的内部交易你是可以发现和抓住，比如说股市上和其他，但这是很难抓住的，评委都说这个东西好，你怎么抓？两个房子我就说这个设计的好，我知道是谁设计的，你无话可说。这是用国家资源，用百姓血汗盖了很多烂楼的原因所在，比如说北京西客站，开幕那天就往下掉东西，如此之类太多了，造一块就砸一块，百姓根本无权说话，因为百姓对这事不了解，政府官员有话也说不出来，因为那些专家已经说完了，那么这些专家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最失职的人，有着至上的权利，昧着良心做事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是院士，他们下面有博士、研究生，许多业内的关系和建设部，大家都是一伙的，你说这事怎么弄。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建筑，没有很好的规划，就是因为有这些人。这些人一天不离开这些职位，中国就不可能出现优秀的建筑，这是一个体系和结构的问题。唯独奥运是冲破了这个体系，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盛事，所以政府想表现透明公开的意象，它是另外一个评价体系。
艾未未还说，中国没有一个设计拿得出手，都冲不出亚洲，比中国足球还差，而且是扶不起来，多少年内也没希望。因为设计是文化，它是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去努力，跟教育水平有关，跟制作能力有关，跟材料有关，跟人对各方面的理解有关。中国哪个系统都过不去，它不像光靠技术过关就能解决，文化系统复杂。
他说，就好像我们请客吃饭，你有一道菜拿手吗？你有任何一样东西亮的出来吗？现在离奥运就几十天了，你亮出来了什么？你亮出来的是你很紧张，让百姓出行单双号，让民工返乡，让老外离开，会有无数外国人将要离开，因为拿不到签证和不签发延期，全都得走，没一个能待的下去的。
太多的问题了，在这个体系下，每个官员都怕自己的范围出事，所以什么都开始限制。结果是体现了一个闭关锁国，缺少自信，异常迂腐的体制。你根本不能和世界说同一种语言，你根本就没有底，你心里那么多烦心事，怎么去接待好朋友啊。永远是在提防着，这都什么年代了，至于长不大吗。
在被问道有关鸟巢的设计及其体现的中国设计与国际对话，它对中国的启发和对将来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时，艾未未说道：中国？就没有一个国叫中国，它只是个地名。因为这个国家没有人负责任的，你获得了荣誉或者你失败了，没有人会说,当初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一个系统或机构，来保证我们的建筑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它要是做坏了，这个国家也不会说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是党的一元话，那么党可能把这个做坏了吗？不可能，党委统一通过的事情，连承担责任的人都没有了,做好做坏都和没有这件事一样。所以你也不用为他们担心，这事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然后你再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设计，什么福娃啊，福娃连平面设计都不合格，又怎么能做成立体的玩偶，那东西根本都转不过来，还一次弄出5个，这到好，相应2008年的5场灾难，大家都觉得已经很好玩。这些设计太差，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判定规律和体系，只是在一元化领导下，根本就不尊重规律和事实。按道理这是个全世界的事情，选出个有意思的设计是不难的事情，最后怎么会落到今天如此地步。比如说北京市的奥运圣火传递路线，要跑出一个“和”字路线来，和谐的“和”。这些人脑子想什么呢？疯狂幼稚，封建社会也不至于这样。说明这个体系中，人们只对长官服务，连圣火传递路线都和谐了，你还让我怎么样啊。这个体系跟文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管文化一天，文化死一天。它在一天，文化就没希望。
在被问道有关中国将来何时能出现一个伟大的设计品牌时，艾未未说，在今天不难，我认为传统文化还是很重的，而且现在信息传播的太快了，新生的一代人和另外新生的一代人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拼的就是信息的掌握能力和你受的教育。但中国的教育大差，这方面太差，没有办法活，中国的老师没有几个可以称之为老师的。最近有一个姓范的老师被教育部开除了，但是那个人至少是很真实，就因为说了一两句实话，居然就被开除了，剩下的是一批在装孙子的。现在的学生水平太差了，最近我看了几篇研究生的论文，那就完全是被彻底毒害了的。这事该怎么弄，你本来就差，然后你的学校老师也差，你的专家院士也差，你的文化部门更差。你还让人活不让人活。文化灾难比八级地震还要恐怖多了，可以说是十级地震的灾难。唯一的可能就是自由化，别搭理它，把文化部歇菜，让它自然生长。该开音乐会就开音乐会，让摇滚乐生长，为什么在这样多学生和这么多年轻人的地方摇滚乐发展不起来呢？不就是被限制了吗？电视台每天播放什么古装戏和傻B电视剧，全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体制问题，体制不改中国文化永远没有戏。
艾未未还说，中国文化很糟糕的，这都是文化的问题，百姓你要有一个善恶观，有一个是非观。啥都没有还谈文化创造，这要求也忒高了点。简单的道行都没有，这事怎么弄。
我觉得好的商业设计就是满足了一般人的要求，很简单，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小的一个东西。比如一张纸，但真正满足了人的需求，实实在在解决了一个问题。中国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面对很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发达国家也不能帮我们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人考虑了没有，其实没有，教育只是鼓励学生去做大师和去干惊天动地的事。完全不可能的，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不去处理，那么多面前遇到的问题都不去处理，你怎么能出现大师呢？
德国之声近日的报导提到，艾未未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采访时，进一步认为，中国举办奥运会所反映出来的问题，说明了政治改革的需要。艾未未说，他对中国第一次主办的奥运会的进程感到失望，"我们大家都曾经希望奥运会能成为让中国变得更开放、更真实的一个机会。""在这一点上，中国没有做到。这是我失望的原因。"
与中国许多批评政府的人士不同，尽管艾未未公开批评中国的奥运宣传，尽管他呼唤政治改变，但至今并没有公安人员找到他门上来。他说："从来没人让我闭嘴。"他认为，中国现在在言论自由方面变得宽容了，"至少在我的身上。"他又补充道："我也是相当有影响的人。"
"中国继续快速发展，"他说，然而中国社会仍然始终是非常保守的，"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改变过程，比我们想象中的更长。"中国面对难以想象的巨大的问题和新的挑战。艾未未只提了一下原材料短缺和环境污染。艾未未几乎以肯定的口气说，共产党领导人试图去解决这些问题。但他认为，更需要改变的是一些根本上的问题，"政治改革是必要的。没有政治改革，所有的变化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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