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维社记者万毅忠报道/在上海杀害六名警察的杨佳，于9月1日一审被判死刑。9月2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执业律师陆文岳告诉多维：“杨佳被判死刑，不出预料，但关键是审理的程序是否合法和公正。在审理中，上海法院践踏了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程序，法院犯法不可原谅。”陆文岳律师希望这个案子可以成为改革中国刑事制度的开端，并由法官律师和司法界人士共同努力来达成。
陆文岳律师毕业于复旦大学外语系，94年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后从事刑事民事诉讼律师工作，曾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做过刑事辩护，现在华府开设有陆文岳律师事务所。陆文岳律师对多维分析说：“杨佳案还有中国人治时期从重从快的特点，在美国，死囚往往要在监狱里待上十年八年，才会被送上电椅或被注射毒针，因为期间可能会有证据证明被告无罪。在美国，一个死刑判决需要耗费1900万美元，司法程序和取证仔细详尽，这笔巨大费用也说明了美国刑法上的严肃性。”
有利益冲突的哑巴律师
据香港文汇报9月1日发自上海的报道，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一审宣判杨佳死刑的过程中，“杨佳及其辩护人在宣判全程中未发一语，也未表示是否考虑上诉。”陆文岳律师说：“他一言不发，是个哑巴律师，司法部门不希望杨佳有个能为他开口辩护的律师。”
谢有明作为上海闸北区政府的法律顾问，被指派为袭警案被告杨佳辩护，国内律师界早有人认为存在利益冲突，陆文岳律师告诉多维：“谢有明身份不合适，利益冲突太大了，律师在服务政府还是服务被告之间，只能取其一，谢有明应该回避，法院也不能昏庸到接受这样的律师。在美国，由政府付费的公共辩护律师可以为贫穷者提供免费服务，但这个律师绝不可以是政府的顾问。”
有中国律师就此发表公开信，试图促使司法部门改正这一错误，但丝毫没有效果，中国司法部门坚称辩护律师没有问题。对此陆文岳律师对多维分析道：“坚持让谢有明做杨佳的辩护律师，是司法部门明摆着要告诉公众，‘我们就是走过场，我们不需要审判，我们就是找自己人来做一个形式上的辩护。’”
熊烈锁去敲司法部长的门
据香港文汇报9月1日报道，曾在上海吃闭门羹的熊烈锁愿意为一审被判死刑的杨佳上诉，陆文岳律师认为这有可能，前提是杨佳愿意更换律师。但问题是，上一次没有见到杨佳的熊烈锁，能在短短的十天上诉期内见到杨佳进而为他辩护吗？
陆文岳建议身在北京的熊烈锁由上而下做工作，可以去敲中国司法部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的门：“我相信中国最上层的人是理性的，讲法律的，只是下面的人胡来。如果上面的人也对此置之不理，中国就没有希望了。”
陆文岳还建议熊烈锁请中央政法委书记出面干预，因为中国的公检法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可以请中央政法委书记来判断杨佳案的审理程序是否合法和公正。
陆文岳律师认为如果在上诉期内熊烈锁律师无法作为，国人还可以参照美国的“法庭之友”的做法，由不相干的个人和团体写信为杨佳申诉。陆文岳回忆自己为贺梅案辩护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就曾向美国法院写信。“杨佳案很离奇，审理过程没有保障嫌疑犯的公民权益，我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审核下级法院的审判是否合理。”陆文岳对多维说：“我知道中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这一条，但杨佳案可能会带来一些革新。我认为中国律师有可为的空间，这个时代在创造历史，改革法律，律师不应该被束缚住。”
如果杨佳在美国受审
如果杨佳案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司法程序会如何。对于这种假设，陆文岳律师告诉多维：“至少要一年多才能开庭，因为取证就得半年多，这期间律师和被告经常见面进行探讨。如果我做杨佳的辩护律师，我不会允许在中国发生的情形发生在我身上，我不会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与杨佳谈话，依据刑法我会和杨佳单独会见。被司法部门监控的见面荒唐不羁，设想如果我和杨佳的交谈内容被司法部门知道了，辩护的技术、技巧和谋略都被对方知道了，还能有什么公正和完善的辩护！”
陆文岳告诉多维：“美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提取对方的策略和谋略。如果我见杨佳，我会单独前往，或者带上我的助手，绝不允许有司法人员在场。”
在假设的情形中，陆文岳律师会为杨佳请多个精神科医生做鉴定，住院治疗就得花上半年以上，政府也会派出指定的医生，各方医生可以在法庭上各执己见。
辩护律师还会从杨佳的童年开始，了解他的学习工作和恋爱经历，父母离异是否扭曲他的心理，是什么使他杀害六名警察，是否从小有被警察欺负的经历，为何又不伤害女性，杨佳的孤独内向等心理因素，以及他为何失业，是否绝望是否仇恨制度。“我会走访杨佳的父母亲戚街坊邻居，为杨佳寻找开脱的可能。”陆文岳律师对多维分析：“我们必须为杨佳找到犯罪的社会因素，例如失业，就要检讨我们的社会保障，为他找到精神疾病的原因，可以争取判他死缓，总之作为律师，我大有作为。”
律师是法制国家的领导者
陆文岳律师认为在杨佳案中，中国律师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因为在法治国家，律师地位无人可以替代，律师是法制国家的领导者。他告诉多维：“律师是法庭的官员，与法官平起平坐，律师通过解释法律为人民争取权益，影响法官的最后判决，而法官也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可听从于某个书记的意思，否则就连封建社会的包公都不如。”
陆文岳还对多维回忆了自己2000年回上海时的一次遭遇：“那次我们和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座谈，那位书记居然把律师职业视为中介，我当时告诉他律师有别于卖房子和保险的中间商，律师就是法庭中的官员。而这位书记视律师为中介，无怪乎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上，律师无足轻重，在刑事辩护上，律师成了小丑，就像杨佳案中的哑巴律师。在中国，律师去探监，被人监视和监听，这哪里是律师！中国不改变律师和法官的地位，何谈法制。”
而要提高律师地位，陆文岳律师认为就要修改《律师法》，把束缚律师的条条框框去掉：“中国有很多律师以帮助委托人做伪证罪入狱，何谓做伪证，帮助客户制定辩护策略或起诉他人，是律师的崇高职责，天经地义。美国的律师如果为客户做假证据，会被取消律师资格，这也是很大的惩罚。”
官方掩盖杨佳案审判
中国这次对杨佳案的审理，实施了严格的媒体管控，陆文岳告诉多维：“很明显，官方是想掩盖这次审判，中国声称正走向法制，而这次的表现很心虚。如果这种做法来自上海地方政府，则上海要检讨，因为审理排除了新闻界，不让人民享有知情权，违反了新闻自由。如果是真正的公开审理，就只能限制旁听人数，而不能规定什么人才可以进去，旁听者有先来后到，来得早的媒体人员当然可以进去，不能照相录音是另外一码事。”
陆文岳介绍说：“美国法院除涉及国家机密案件，一般都是公开审理，间谍案审理都公开，连乞丐都有资格进去旁听。美国法院规定不许照相，不许录音。但对一些大案，法官对自己的审判有信心，有权允许媒体实况直播。”
于是在美国，大家能看到在审理全国关注的大案时，法庭外面天线林立，转播车排成队列，就算不能进入庭内采访，记者们也堵在外面采访进出的律师，而被告律师也乐得借此发表公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