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口头提起上诉，父亲拿到一审判决书

  
  9月8日晚上七时三十八分，本所律师与杨福生及其好友高先生一行八人前往上海。

   今天早上七时零六分火车准时到达上海。我们找到住地后，我与李苏滨、季化陪同杨福生去了闸北公安分局，李劲松、程海等律师准备杨佳上诉材料。随同我们前去闸北分局的，还有高先生和另一位从外地来的刘女士。

   上午九时四十分，我们一行五人到达了闸北政法大楼。政法大楼好象有四个大门，由于不熟悉情况，我们选了一个离停车点近的大门进去了。大门中间站着一位头戴钢盔、手持警棍的保安，我问他，这里是不是闸北公安分局？他回答我，这是检察院，分局在另一个大门。

    顺着保安所指的方向，我们找到了闸北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大门旁站有两个保安，也是头戴钢盔、手持警棍。门内传递室里有三个保安。我拿出身份证和律师执业证要求登记。保安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们想见分局的领导。保安又问，找领导有什么事呀？

   我只好表明了来意，说杨佳父亲想见你们领导。保安说，那你们去找信访室吧！

   我们离开时，保安拿起了电话。估计是告之了局里。

   公安分局的信访室从大楼的另一个大门进去。到了信访室楼下，门口也有保安。保安带着我们过了安检室后，上到设在二楼的信访室。

    保安让我们先坐一会，不久一高个警官出来了。我们说了来分局的来意，警官也耐心地听了我们的陈述。

   杨福生作为杨佳的父亲，既能来到了上海，到闸北分局找领导，要求他们转达自己对无辜受害警察家属的愧疚之情和谢罪之意，这也是符合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属于人之常情。

   离开闸北公安分局后，我们直奔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来到法院门口时已经十时十五分。

   保安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说要找信访室反映问题。他说，信访室不在这里，你们有什么事吗？我说，那找王智刚法官也行。保安就叫传达室人员给王智刚打电话。传达室人员说，要找王智刚法官还是得去信访室。保安笑着说，是为杨佳一事吧？

   法院信访室在法院大院的另一个方向，等我们找到法院信访室门口时，已是十时三十分了。

   进入信访室要经过安检，安检查出了我们随身携带的照相机，警官说这是不能带进去的。

    在信访室，负责接待的信访员让杨先生填了一张来访登记表，我提交了身份证、执业证、介绍信、委托书，其他几位也提交身份证验证，并说了与杨福生之间的关系。

   办完这些，接待人员给刑事庭打了电话。信访员说的是上海话，我没能听懂讲的是什么。

    放下电话后，她说没王法官不在办公室，已叫人去找他了，你们先坐一会吧。

    坐了十几分钟，另一信访员要求我们先到楼下一间较大的接待室等，说法官不用多久就会来的。

   十一时十五分，来了一男一女两位法官。男法官问我们有什么事，我指着杨福生说，他是杨佳父亲，今天来有两件事，一件是想要一份杨佳的判决书，另一件是希望法官同意杨福生去会见杨佳。

    从谈话中知道，男法官姓徐，女法官姓李。我问徐法官，您是庭长吗？他说不是。李苏滨问，那您是副庭长？徐法官没有否认，只是说，知道姓什么就可以了。李法官也是杨佳一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徐法官从我手中，要了申请书、介绍信、委托书原件（去接待室等候法官时，信访人员将原件给回了我）去复印。他说，王智刚法官现有事，你们先等候一下，这事我们要讨论。徐法官热情的态度，使我们很感激。两位法官只和我们简单说了五分钟，就离开接待室上楼了，此时是十一时二十分。

     十一时四十五分，王智刚法官与书记员下来了。他找到了一间有书桌的接待室，让书记员给杨先生作了笔录。

     杨福生先说明了此行目的，提出了两点要求，领取一份判决书和会见杨佳，以便征求杨佳是否同意上诉的意见。

    王智刚法官对杨福生讲，你在9月5日寄来的上诉状和杨佳的信，我们在9月7日收到了。今天上午，我们有法官去提讯了杨佳，杨佳已明确表态，不希望父亲参与此事。杨佳在宣判时，已口头提出了要上诉。

    我马上问王法官，国内媒体报道称，杨佳当庭并没有表示上诉呀？

    王法官没有回答我，他把提讯杨佳的笔录给了杨福生看。

    笔录中记载，杨佳已提起了口头上诉，但没有写好书面上诉状，并明确表示不要父亲参与此事。

    王法官针对杨福生的两个要求，表示可以给一份一审判决书，对杨福生能否会见杨佳一事他没有回答。

    我说，按照《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家属会见杨佳不用人犯同意。王法官反驳我道，既能杨佳不想父亲参与此事，也就没有必要会见了。

    这次能拿判决书原件，能得知杨佳已提起口头上诉情况，确实是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但没有想不到的是，上海市二中法院又玩了检察院相同的“花招”。不让父亲参与此事。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