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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
人们注意到，习近平9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有一个新提法：“必须在实践中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以确保党的决策正确和有效实施”。这个新提法为理解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政治，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这个提法可以解读出以下三个信息：一、后奥运时代，胡锦涛让渡最高权力的步伐将加快；二、习近平和李克强以“共和执政”的方式接班的步伐也将随之加快；三、中共高层对地方失控的担忧在增加。
中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已经为过渡到后胡锦涛时代做了准备，现在看来，2008年国内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加速发展，国际金融和能源危机的深化以及“新冷战”爆发的可能，加快了中共向后胡锦涛时代过渡的步伐。对于胡锦涛来说，这当然有情势所迫不得已的一面，但也有希望早日脱身的一面。和刚刚去世的华国锋一样，胡锦涛虽然无能，却还没有无耻到江泽民的程度。对于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来说，最高当权者哪怕有一点点超越精神，也可能给这个民族带来生机，自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由衷对华国锋怀有几分感激的真正原因。
“瘸鸭”胡锦涛弱主临朝，既带来极大变数，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这就是后奥运时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中共十七大最意味深长的安排，就是设置了一个“太子党”与“团派”“共和执政”的格局。中国未来的政治如何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格局如何演变。
一种可能性，就是太子党与团派的‘共和执政’完全退化成结党营私的权力之争，成为天亡中共的手段。我完全理解，不少人乐见这样的发展，不过，中共自毁固不足惜，问题是这个过程会不会让太多无辜者为之殉葬，更何况轰然倒塌的专制大厦，废墟上究竟会长出什么东西，谁也无法预料。
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太子党与团派疯狂自残的可能性其实并不高，更大的可能性是双方都继续玩“不出事就是本事”的游戏，学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样，把难题留给后人。无论从个性还是经历来看，我认为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更偏好这种前景，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内外大势会不会再给他们江胡那样的机会？2008年的风风雨雨表明，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否则，任期还有四年的胡锦涛，怎么这么早就让习近平打出“集体领导”的旗号。
所有人都清楚，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日子已一去不复返。面对急剧上升的环境、资源和劳动成本，中国经济不仅不得不转入低速增长时代，还要面对九十年代以来严重加剧的贫富对立和城乡对立。所有人也十分清楚的是，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新的政治机制。因此，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就是中共太子党和团派的“共和执政”，有没有可能为新的政治机制提供契机？
新的政治机制不仅要促成民意对官府的有效制约，剪除过度膨胀的官僚利益，还要能够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市场化的赢家与输家之间达成一种建设性的平衡。这就对太子党和团派的‘共和执政’提出了双重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他们有没有本事克服庞大的官僚利益；第二个挑战，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政治智慧在权力竞争中形成类似英国工党和保守党那样的格局，把中国引向平衡穷人和富人利益的两党政治。
至少在表面上，太子党与团派共和执政的竞争格局，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了想象空间。当然，现实是中国出现这种前景的可能性并不大，习近平和李克强不会有这样的想象力，也没有这样的胆识。更大的麻烦是，团派代表穷人缺乏民意基础，而太子党代表富人更加被老百姓恨之入骨。
不过，我并没有对中国不流血的政治进步完全放弃希望。我相信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封疆大吏有作为的时代。习近平强调维护中央的权威，说明他已经感觉到了来自地方大员的竞争压力。因此，后奥运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真正希望，就在于没有了核心却引入了共和执政的中共领导层，为地方的政治发展提供了空间。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可能：各地在自求发展的努力中，催生出一代新的政治领袖，在不久的将来与民间的民主力量一道，共同完成一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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