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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雨舟2008年10月2日华盛顿报导)中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刊文指出，中国党政机关存在行政成本过高问题。在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这跟中国的官僚体制的根本结构有关。
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党政机关成本高体现在人、楼、车、钱、能几个方面。比方说，人员的“吃饭财政”人数年年上涨；基建方面，公费超标建设楼堂官所屡见不鲜，“一人坐拥一层楼”现象不觉夸张；至于在车、钱上掏公家腰包则更是司空见惯；而能源消费方面，全中国党政机关消耗占全国终端能源消耗总量的7%，接近中国8亿农村人口的生活用电。
关于中国党政机关行政成本过高问题，中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寻寰中在中国政府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杂志上剖析说，造成政府行政成本过高问题的因素有三个，也就是体制、制度和观念。
政府机构开销庞大，这个问题并非首次被披露。报导中国行政开支“高高在上”的中国媒体比比皆是，新华社、“新京报”、“了望”新闻周刊等刊物都竞相披露这一事实。
对于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和如何改变现状，记者采访了中国有关学者和媒体人。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先生表示，中国行政开支的纵向攀升和横向对比都令人咋舌。他说：“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50亿元已经暴增到7千亿元，增长达到87倍。行政管理费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就已经达到19%，同期日本只有2.38%,英国只有4.19%，韩国只有5.06%,法国只有6.5%。”
至于造成这一有目共睹现象的原因，北京文化学者凌沧洲先生认为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是在中国维持日常行政运转的成本过高，其二是决策事务的成本也很高。他表示，中国行政机构的结构看起来盘根错节：“我们的干部队伍，或者叫官吏队伍非常庞大。一个是党政二元结构，还有一个是五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乡，另外还有四套班子，比如说党委、政府、人大、政协......”
凌沧洲先生指出，仅仅五级政府结构这一项，相比中国历史上的三级政府来说，也就是中央政府、州和县政府，要复杂许多，因此开销自然更大。其次，党委和政府相结合的二元领导组合也花去纳税人更多的税款，因为仅靠党费恐怕很难支撑党组织如此庞大的开支。
谈到决策失误造成的开销问题，凌先生说，对于奥运之后广泛流传的体制优越性，也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他并不赞同。他认为，以中国目前的体制，当权者拍板行事都在一念之间，这样的轻而易举既可以成就壮举，也可能酿成灾难：“这种体制下一旦办的大事正确了倒也罢了，有些工程消耗的民财，或者带来的后果，没法通过舆论制衡或者修正。所以我认为失误的成本也非常高。”
*黑洞预算无监督体系*
而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先生则认为，导致中国党政机关行政成本过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财政预算是“黑洞预算，开销的来龙去脉无人知晓，无人过问”，根本谈不上受到人大的监督：“被认可的数字就是公款开支。公车开支三千亿，公款吃喝三千亿，出国公款旅游三千亿，这三项就达到一万亿的水准，谁过问呢？”
那么，应该如何改变当前中国党政机关行政成本过高的现象呢？两位专家都表示，首先应该实行选举制，让老百姓可以通过选票说话，决定官员的上下；其次是开放媒体，通过媒体对政府的各项行为进行监督。总之只有通过透明的手段和开放的手段，才可能让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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