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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行为多如牛毛”是法兰克福星期日汇报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从牛奶丑闻谈到中国地方官僚对抗中央政府、庇护当地违法行为的做法：北京的国务院与地方行政之间一直就有斗争。改革前，北京既主管地方人事、也决定地方财政。九十年代自由化开始以来，中央政府虽然继续保留最重要的人事决策权，但在如何经营获取资金的问题上，则放手由省市自己决定 。现在，干部的业绩用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来衡量。为此，地方诸侯有两手。第一，掩盖坏消息；第二，支持企业，哪怕这些企业做违法的事也在所不惜。关键在于要使自己的城市增加收入，比其它城市更为辉煌。
文章接着以江苏常州建造大型钢厂以及内蒙建造新锋发电厂为例，说明地方政府对待中央规定总有"创造性"的对策。针对有毒牛奶造成的严重后果，文章最后写道：首先必须明确地方政府与北京的各自权限。现在，地方官员和干部仍然期望，北京的法令、规定和指示会像皇帝时代或共产党统治的头几十年那样，过不了多久就会改变或被遗忘。他们总是试图绕过这些法令、规定和指示。所以，政府必须更多依靠公众舆论和新闻界力量揭露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和企业违法行为。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记者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追踪牛奶掺毒的做法。
新苏黎世报指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无论是四川火锅放入鸦片，还是油条面团中添加洗衣粉，中国民众过去只能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而这次牛奶丑闻发生后，社会各界通过媒体不仅知道了灾难的"数字和现状"，而且也看到"有名有姓的具体病例 "，这种透明度使人“初步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我们可以观察到新闻界的某种新型公开性。过去，只有当某一弊病的后果无法掩盖时，才公布于众，正如中国谚语所说，纸包不住火。最后，丑闻往往以找到并牺牲替罪羊告终。然后，中共中央一锤定音，这件事就算正式结束，以此阻止公众对其内在联系和责任的严肃讨论。
而三聚氰胺造成的牛奶丑闻并没有大事化小。当它达到国际范围时，没有一个“爱国者”说，中国应该捂住这一丑闻，以免丢面子。丑闻在中国内外都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动力给新闻报道开辟了更大的自由空间，促成了多元舆论的形成。令人高兴的是，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责任、法律和必要的体制改革等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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