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众抗议中国毒奶

最近爆发的毒婴儿食品暴露了中共管理者的腐败和无效率，外电报导说，但问题远远超出一般层度的管理无能。那些制造伪劣产品的公司几乎从来未曾面临中共司法系统的处罚，是典型的官商勾结，甚至在死掉那么多条人命后，还在掩盖。

纽约时报17日报导，一位中国医生对孩子的父母说是肾结石导致了孩子的死亡。孩子是五月一日过世的，从症状出现到过世仅仅两周。孩子的名字叫移凯旋，才六个月大。

住在贫瘠的西北甘肃省的孩子父母于星期一递交了诉状，要求三鹿集团给予赔偿。案子的责任方似乎一目了然。但是和其它两个接到该类案件的法庭一样，法官依然拒绝受理案子。

在中国，一些律师和法官想尽力建立起法律的威严，然而，在中共独裁统治下，法庭依然时常被玩弄。

婴儿的父亲叫移永胜，三十岁。他在电话中说，“我对诉讼并没抱多大希望，我只是想得到公正。”

在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以求确保社会稳定的压力下，中共官员们一味迎奉厂家而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产品责任诉讼依然难以递交，也更难胜诉，尤其是当被诉的是国有企业或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时 更是如此。

中共官员们害怕那些会引起公众注目的案件有潜在的政治上的威胁，从而不遗余力地封住控告人的口，而不是让正义得以伸张。义务帮助家长们的法律界学者和律师说，在这场毒奶危机中，几个省的官员都给家长、经手的律师、以及法官施压，要他们放弃这一诉讼。如果在西方，律师可能已经排起长队来起诉三鹿。

在中国，移先生及其妻子向三鹿索赔十五万二千美元(百万元人民币)，他们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起诉奶制品公司的家长之一。原告都是单个的家庭，律师们说让中国法官审理集体诉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会被中共被强烈压制。

有些律师说，全国有一百多位律师愿意为受害家长提供义务法律谘询，但是地方政府官员给这些律师施压，让他们不要接受任何案子，因此有二、三十位律师临阵而退。

政府官员对毒奶案件中的家长和律师们说，他们的冤屈只能在法庭之外得以赔偿和解决。

四川省的地方官员们以同样的手段来对付在五月十二日地震中因校舍倒塌而罹难的孩子们的家长。整个夏季，官员们都在动员家长们单个在文件上签名同意，放弃对劣质学校建筑进行调查的要求，以换取一些补偿。大多数家长接受了这笔钱，但也有很多家长说，他们非常气愤，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

和校舍倒塌事件一样，毒奶丑闻涉及到公司管理层与政府官员间的共同利益网。这种关联使得理清责任成了微妙的政治任务。滕彪(Teng Biao，音)是北京的一名律师，他在为试图提起集体诉讼而收集材料，他说，传统上中共政治总是高于法律。

他补充说，保护三鹿就是保护中共独裁。像这种公众健康危机不仅仅是三鹿的问题。这涉及到从石家庄当局直至中央政府的各级官员。这也涉及到媒体审查及食品质量管理体系的腐败官员与商家的腐败交易。

在毒奶丑闻中，法官们正致力于决定是否受理三个分别自甘肃、河南及广东递交的法律诉讼。甘肃的案例是唯一一起涉及到孩子死亡的案例。河南的常伯阳（Chang Boyang，音）律师说，河南的法庭已经拒绝了令外两起相似案例。常律师为九月初死亡的一个一岁大的孩子的父母担任义务律师。

贫穷的河南省的律师们比其它地方的律师都要更多的受到地方政府的骚扰。那些从义务律师名单上退下来的律师中，至少有二十位就是河南的律师。九月二十七日，省司法厅的官员们与律师们会面，让他们不要受理这类案件。

人权律师李方平（Li Fangping，音）说，北京律师协会的官员们上个月与首都的律师们会面，让他们不要递交毒奶诉讼，尤其是有多省份原告的诉讼。律师们也被警告不要在互联网上发布工作摘要。那时，义务律师们已经收到关心此案的家长们的一千两百多次电话。

然而，一些中国民众在质疑，政府是否应该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私人公司的错误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