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投资者因为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人民币“救市计划”而信心大增之际，中国媒体和一些专家对这项计划能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提出警告和质疑。

中国官方法制日报11月14号发表时评说，“救市”计划表面上看似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是在实际的落实与执行过程中就变成了对很多地方政府依法执政能力的全方位考验。”

评论说，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央政府的投资必定引发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的“激烈”争抢，而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可能会损害到中央投资总体目标的实现和公平性”。

大工程背后必有大腐败？

评论说，因此如何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执行环节中，如何操作至关重要，这同时也会反映各地方政府的决策水平和决策能力。文章说，民生工程也好，基础设施建设也好，都需要科学论证，民主决策，都需要辅之以严格的决策、实行和监督的程序。

文章提到，在以往的类似工程中，就发生过重复建设、投资浪费的现象；发生过“民心工程”被建成“伤心工程”；基础建设设施与当地经济发展不配套，导致长期闲置等问题。另外，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令人们普遍担心“大的工程背后必有大的腐败”。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一些大项目，如三线工程、大跃进、文革中的很多投资，大部份都是失败和浪费。改革开放后许多投资的经济效益也比较低。他谈到，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国有投资的失误率在30%左右。

胡星斗说：“出现了一大批的停建、缓建工程，“烂尾”工程等。还有一些刚上马就下马的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GDP，但是没有经济效益，甚至也不能容纳就业，大量的重复建设，这种情况在过去非常严重。”

胡星斗：2万亿投向铁路有必要

不过，胡星斗教授认为“救市计划”中的某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合理的和可行的。他说，计划中投向铁路建设的2万亿就非常有必要，因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长期滞后，目前铁路总长只有8万多公里。另外如南水北调等工程，因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可行性得到保障，这次只是加大投资，因此也可能会利大于弊。

胡星斗教授认为，这个巨大投资计划出台后，关键是要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能仓促上马。项目可行性研究应该由独立研究单位、而不是政府下属研究机构来进行。否则，很难保证这些工程不是各级领导追求政绩和GDP的“书记工程，首长工程。”

胡星斗说：“怎样论证项目的可行性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很难做到科学的决策。”

他指出，三峡工程开始时，反对的人被边缘化，批评的声音被禁止。四川大地震中还发现有的水坝根本就是建立在地震带上。

胡星斗：要加强问责

胡星斗教授认为“大的工程背后产生大的腐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产权不清，另一个就是缺乏问责。

胡星斗说：“国有投资的体制，必然产生腐败和浪费，产权不清，属于国家的，谁也不会把他当成自己家里的财产去爱惜和去谨慎投资。第二个方面，是政绩的需求，然后缺少应有的问责。政绩制度仍然是追求GDP，不问效益，这样的情况下，必然是好大喜功。”

胡星斗教授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强问责，追究失职和渎职人员的责任。他说，中国目前的投资失误基本上不负任何责任。根据中国最高检察院的报告，中国失职和渎职罪案中有95%的案子判缓刑，提起起诉的更少。

北京宪政学者张祖桦则对整个投资计划的出台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指出，中国宪法规定财政权应该在人大手中，但是，计划的出台是由国务院开会定下的，并没有得到人大的认证和审议，因此没有法律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