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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为何北京正岌岌可危
日期:12/1/2008 来源:大纪元编译 作者:新闻周刊

今年九月后全球出现的失业率急速攀升、股市与房市暴跌、需求放缓等全球性经济崩溃趋势,有可能结束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并且也是中共领导阶层在一九八九年民主示威对其一党统治政权威胁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最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专文报导,中共已意识到它所陷入的经济泥沼,这也是中共在宣布本年第三季经济成长百分之九后随即公布五千九百亿美元刺激经济成长计划的原因。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已大幅度放缓,最新的预测更为吓人:二零零九年的成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七点多或更低。依苏格兰皇家银行的预估,中国明年的成长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五。中国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九,且自一九九零年迄今成长率从未低于百分之六。

对于中共提出的刺激经济方案,有人指出,政策失误会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特别是如果它们破坏中国经济仰赖甚深的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政策错误可为借鉴,美国当时因应大萧条而出台自我防御决策,错误的切断全球贸易,特别是身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最大的工业生产过剩国家,却在当时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筑起史上最高的关税贸易壁垒,结果造成更大的衰退。今天,中国也是最主要的出口国,全球最大的生产过剩国家,中国必须避免过度的促进出口,以免危害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市场,刺激外国保护主义的反击,进而对全球经济造成雪上加霜的危机。

《新闻周刊》报导指出,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可能是这波全球需求崩溃的最大受害国。该专文引述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格林(Stephen Green)的论点,指出期望中国的消费能拯救全球的衰退是一个幻想。

依该专文之分析,中共将比美国为此等失衡付出更大的代价,理由很简单,对美国家庭而言,如今的危机意味着多储蓄少消费,然而在中国,以价值来计算,家庭消费仅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五,这对于一个主要靠投资和出口为驱动动力的经济体而言,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采取其他的办法才能维持生产过剩的工业。

各界对中国的刺激方案仍存有疑义,质疑中共领导人仍然缺乏详细规划。格林认为,中共的刺激方案可总结成两个焦点,就是出口和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支出虽然也被列入重点,但不会得到充分的支持。<
《经济学人期刊》(Economists)则认为刺激方案是旧瓶装新酒,五千九百亿美元中其实只有四分之一的资金是因应刺激方案纳入的新计划所需的费用。此外,刺激方案中有关社会福利支出的部分,除非中共中央在要求地方政府执行之同时亦给予相当的经费支持,否则实现的机会甚渺,这是因为经济衰退也造成地方政府的收入减少。

摩根史坦利亚洲部门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表示,对社会安全网的投资会减少谨慎的储蓄,有助于大范围的消费成长,但中共从未认真的考虑采取此策略。到中国的医院观察就会明白社会服务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医院,病人要预先交钱,等到预缴的钱用完的时候,病人就被赶出医院,不管有没有治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投入医疗支出的费用还不到GDP的百分之一,在全球一百九十六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百五十六。此外中国穷人的孩子没有钱就无法上学,大多数流动工人无法得到任何职场意外事故的保险。中国的家庭为因应此等不时之需,必须设法把可支配收入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存起来。

专文指出,这与联合国发展计划与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院(China Institute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结论完全不同。此等倡议或研究系呼吁中共检视其社会福利制度,以提供中国十三亿人民基本的健康照料、教育、就业及退休福利。此外,特别强调中国境内被遗忘族群的需求,如农民、游牧工人及贫民。此等社会福利的支出估计每年约五百五十亿美元,但其所产生的效益更甚于铁、公路的基础建设。

尽管中共的决策者竭力的鼓动快速的成长,却未见中共采行措施,想办法把这些工人变成另一种力量,即提供他们足够的社会福利,以使他们成为少存钱多消费的新消费者。

自一九九零年代末这类的改变呼吁即时有所闻,包括平衡东西方的发展差异、减少中国贫富差距以及将中共国营企业的巨大盈余转为政府支持社会支出的资金等等。刺激内地投资的“西进”策略沦为口号,国营企业的巨大盈余仍只有少部份被课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共的重商主义将使其犹如一九二九年的美国,最后在大萧条中自食恶果。

最近在美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高峰会,与会的各国领导人,强调支撑全球金融架构和捍卫自由贸易的重要性。然而,曾在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二年间任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的新西兰前总理穆尔(Mike Moore)相信,高峰会的闭门会议应该是集中讨论亚洲的当务之急是不要在今天的危机中鼓励出口。他表示,这是心照不宣的事,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国家必须转为消费国,这是对国家或人民都是有利的发展,否则将引发更为令人不快的结果。全球贸易在三零年代下降百分之七十,任何有意返回恶毒经济民族主义时代的想法都会将目前的危机变成大灾难。

中共的领导人面对眼前巨大的经济挑战,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领导力将在二零零九年受到极大的考验,特别是若正如那些悲观主义者之预测,中国的经济将走入停顿时,中共领导人面临的政权危机,将更甚于一九八九年的民主示威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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