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


中共官僚集团迷信大企业，其“抓大放小”策略反而成就了改革的进展，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之路难以逆转，如今，汪洋之类的党政官僚面对严重危机，仍在延续这种策略思维，为其涂抹“改革”色彩，实则只是力图彰显其“看得见之手”的控制力量。

汪洋欲完成陈良宇未竟的事业？

中共的政治局和国务院正忙着刺激经济、“扩大内需”，尽管他们表面上还在坚持说主要是“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心里则未必不知道，中国本身经济内部的危机实际早已出现，在外部危机的影响下正在变得更为严重。这时，广东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之间，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争议，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看上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无视温家宝的指示，不仅坚持其“不救落后企业”而“腾笼换鸟”，而且高调上纲上线，宣称“走我们自己的路，科学发展的路，让别人议论去吧”，“允许改革失败，不许不改革”，很是特别。这不免使人想起先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强硬批评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相比而言，陈良宇是在内部会议上发难，言词更尖锐，政治意味更强烈，而汪洋是公开表态，没有点明对手，更象是正常的观念分歧，却也上纲到是否坚持改革的高度。

可以说，这一争议，与陈良宇同中央政府的争议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地方与中央的矛盾。陈良宇在政治上失败，不意味着他一切皆错，同样，汪洋坚持他的看法和思路，也是他的权利。

其实汪洋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所谓“落后的生产能力被市场周期性波动所淘汰”的确不错，而温家宝也不止一次地说要“通过兼并重组保护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两人看法实际上相当一致。但温家宝较为谨慎，没有高喊所谓“先进的生产力”，更没有象汪洋那样把“着名的大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等同起来，相反，他反复强调要“支持中小企业解决生产经营困难”。

汪洋观念的事是而非与现实逻辑

这样比较起来，汪洋观念中的问题就突出了。

其一，他坚持说，“政府不能去干市场经济不允许干的事情”，则当然“不能去救落后的生产能力”，但是，他强调政府对“腾笼换鸟要坚决”，其实也未必就是“市场经济允许干的事情”。

其二，大企业未必意味着“先进的生产力”，中小企业未必一定是“落后的生产力”，汪洋作为广东当局领导人而代替市场做出那样的认定，则明显是“市场经济不允许干的事情”。

既然宣称要遵循市场规则行事，那就应该彻底一点儿，让市场决定企业的生死，也让市场决定企业的升级换代，政府该做的事情，是尽量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歧视，特别是消除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歧视。

现实中人们看到的是，中共经济政策一向都体现着“宏观吃紧，调控民企，国企得益”逻辑，以及“行政主导下所谓中小企业产业升级换代”方针，其金融体系也秉持着支撑国有体制的原则，中小企业在市场中处处遭遇行政权力的控制，遭受垄断企业的压制，忍受银行体系的歧视。

即使中共当局在目前危机中大动作刺激经济，台湾媒体在一旁看得清楚，“这次放松银根的资金主要是‘救急’与照顾民生，在这个前提之下，银行放款的对象自然会优先选择官方支持的政策以及重大基础工程项目，因此受惠的将是背后推动这些项目的各产业龙头型企业，庞大的中小企业却不会在首选”。这样，温家宝即使对中小企业做出亲善姿态，也难以改变国有体制支配的惯性，而汪洋的言论尽管蛮横无理，却是现实逻辑的显现。国有体制的垄断力量控制着油品、电力等能源，中小企业总得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而危机到来之际，现代经济中金融命脉的地位更为突出。企业无论是否掌握先进的生产力，倘若经营扩张中财务的短期脆弱状态撞上了危机的浪潮，就会发生经营困难。这时，若有健全的金融市场，则企业或有生机，但在国有体制无情的支配之下，加上汪洋之类自诩“改革”的官僚，就不会有什么希望了。

人们看得清楚，“下滑的是由出口带动的制造业以及其它行业，同时还有房地产及其相关的26个行业”，而当局刺激经济，注重的“则是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这样子刺激经济当然可以速见成效，表现为GDP增长尚能保持，显示出中共当局喜欢炫耀的“一枝独秀”，然而如此这般的增长数字背后，依然是众多中小企业在危机中艰难地随波逐流。
中共官僚集团迷信大企业的惯性

其实，爱护国有企业，更偏爱大企业，在中共观念中一向如此。此次面临危机，面对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大量倒闭的严峻形势，温家宝对中小企业表现出几分亲善的模样，倒还算是有了几分“改革”的意味，汪洋尽管高唱“改革”，实际则坚持着中共的传统思维，反而更显其保守之本质。

中国共产党如此偏爱大企业，它这样的观念，可以追溯到考茨基。考茨基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时很重视工人数量增加的意义。他在1909年的《取得政权的道路》中宣布“革命新时代”时是如此，在1918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论述工人阶级的成熟时也是如此，而且，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特别论述了大企业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考茨基认为，大企业意味着工人的人数增多，而资产者人数则相对减少，同时，大企业将显示它们对于小企业的优越性，而“大企业的工人只有采取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才能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能维持生存的小企业都在日益衰落”。他描述的图景是，“小企业的数目愈多，它们彼此之间的独立性也就愈大，要把它们以社会化的方式加以组织起来也就愈加困难。这种困难随着小企业数目的减少，随着它们之间关系的日益经常和固定而相应地减小”，这样，小企业在社会里占优势、没有财产的人为数很少的情况就发生变化，大企业就造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即“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大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应该说，这种20世纪初期垄断大企业成长之际的观念，早已陈旧。资本主义进入中期阶段，垄断资本发展至今，中小企业仍有很大的生存空间，且仍然显示出创新和竞争的活力。在体现生产力活跃的革命性质方面，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并不逊色，往往还更胜一筹，大企业往往要通过兼并中小企业来使自身保持活力，这在高技术企业中尤其明显。

中共官僚集团迷信大企业，其“抓大放小”策略反而成就了改革的进展，中小企业的市场化之路难以逆转，如今，汪洋之类的党政官僚面对严重危机，仍在延续这种策略思维，为其涂抹“改革”色彩，实则只是力图彰显其“看得见之手”的控制力量。但是，温家宝等人看来多少有些醒悟──任由中小企业在危机中沉浮的大势固然难以扭转，这样的变化对于中共所珍视的“稳定大局”的冲击，却难以回避。不过，中共官僚机器毕竟有着强大的惯性，它很难更新观念，也很难接受批评，更难自我批评，或许也就很难基于其所谓“科学发展观”而协调一致。温汪之间的分歧可以维持在“不大不小”的程度，他们对面的现实难题，就由不得他们了。


（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