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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中国的维权农民面对着政府的打压和限制，还要受到中国的黑恶势力的威胁和逼迫。在经济拮据，孤立待援的处境下艰难的生活。中国的维权农民自始自终的坚韧不拔，以顽强的毅力挺着。中国的维权农民以不屈不挠，契而不舍的精神勇往直前的抗争和奋斗，沉重而又有效的打击了中国的专制势力和中国的黑恶势力，不断的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进步；但是，中国的维权农民未能得到中国国内广泛的参与、支持和帮助，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自私与冷漠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2008年1月份，河南商城县农民代表金荣山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拘后，我和洪茂轩、柏泽峰（邬文新在绍兴为农民工维权）赶到金荣山家里商量对策。
金荣山的被抓，周围的农民也受到相应的威胁，有些人因为害怕，逃到了外地躲了起来，除了少数的意志坚定的外，大多数的农民暂时不敢登金荣山的家门了。
平时金荣山的家，门庭若市，找金荣山帮助维权的农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络绎不绝，金荣山一出事，立刻有了一种“树倒猢狲散”的感觉。
这些年来为农民维权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体会：当我们节节胜利时，农民们就一齐跟着你喝。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一旦发生了危险，出现了挫折，农民们就会一哄而散。
上个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过重，河南固始县胡族乡的叶台子村和迎河村，在邬文新，张入喜、汪流术的组织下，两个村的农民团结一心，共同抗争。几年的乡统筹，村提留未交一分，县、乡、村的地方势力不敢把任何一个农民怎么样。
1999年农历五月份，正值农忙时节，邬文新、张入喜、汪流术三个农民代表突然被抓，接着便有很多农民争先恐后的向乡村干部送钱。而邬文新、张入喜、汪流术三人关在拘留所里没有人去看一看，家里的农活也没有人帮一把。
维权农民争得了好处，大家一块来分享。
维权农民出了事情，很少有人来帮助。
金荣山的被抓，虽然让周围的大多数农民变得冷漠了，但毕竟还有我和洪茂轩、柏泽峰等几个维权农民撑着，邬文新从绍兴那边打电话说要回来，我劝他不要回来：有我们几个人在，天不会塌下来的，你那边的事情不能放下。
金荣山被抓正值春节前后，农民们各忙各的。洪茂轩、柏泽峰我们几个都一致认为：如果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个集会向地方政府施压，迫使地方政府放人的可能性不大。能够做到的就是让一些农民代表在固始、商城两个县搞一个大的联名活动，造一下声势，争取社会力量的介入。
主意拿定之后，我以洪茂轩、柏泽峰等人的名义写一篇《不要逼农民造反》的文章，发给了一些学者、记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朋友们。
我们的本意是希望国内的记者、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能够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帮助支持我们几个维权农民。以公开的讨论、研究“金荣山的案子”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舆论潮流——让中国人都清楚是金荣山真的敲诈勒索了，还是商城县地方政府群体渎法，公然的践踏了法律、蹂躏人权。
遗憾的是，没有人参与介入。中国的学者们平日里天南海北，理论涛涛，一旦涉及到具体事件都吓的要死，不敢沾边。难怪有人说：中国的学者都是一群绣花的枕头，中看不中用。2006年9月份的广州市“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专题研讨会上，有记者向与会的学者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三农问题养活了一帮三农学者，你们对此有何感想。党国英和蔡继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坦率的说：对于学者确实不能抱有太大的奢望，我们当时只求他们就“金荣山的案子”耍耍嘴皮子。一方面通过他们制造舆论形成社会监督，让中国的司法系统依法办案，遵守法律别乱来。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学术研究，呐喊呼吁形成理性的思想来感化政府，唤醒政府的人性和良知，促使政府进行自我反思。当代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是和中国的专制势力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
中国的学者们，如果你们的学术研究能够结合中国的具体事件的话，你们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就会大得多！你们虽然拿的是政府的钱，政府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希望你们尽量的为人民多办一些具体的实事。
是不是因为对中国所发生的践踏法律，蹂躏人权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便不以为然了呢？我们找到了很多人，大多数人无动与衷、麻木不仁。或许是不敢帮忙，或许是不想帮忙。难能可贵的是，蔡继明老师，蔡定剑老师，李凡老师确实为金荣山的事情办了些实事。
金荣山的案子开庭之前，我们没有钱请代理律师，在海外媒体、机构的帮助下，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为我们进行法律援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金荣山的案子后来有所转化，地方势力自知理亏，便以“免于追究刑事处罚”将金荣山释放。王幼德、李之伦仍羁押在监。
一个悲哀的事实中国人必须承认：维权农民的所作所为虽然是为农民维权，但归根到底是为全体中国人民争得人权；但中国的大多数人却对中国维权农民冷漠视之，是不是只有海外维权人士和西方国家才肯帮助中国维权农民为中国人民争得人权呢？
2002年元月份，商城县伏山乡枫树村和徐堰村的农民因为负担过重，不得不一齐抗争，招致商城县公检法“执法大队”的联合袭击，自卫的农民同仇敌忾，砸毁了九辆警车。事情发生后，很多便衣在当地转来转去，他们企图想抓捕洪茂轩、冯纪干等，我们在一边安排这几位农民代表去外地打工的同时；另一边寻求国内媒体记者、学者介入调研和报道，好引起社会关注，迫使政府知难而退。很多记者听说此事连忙摇头，有的甚至连电话也不敢接。当时，李昌平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我向总理说实话。引起了朱镕基总理的高度重视，李昌平因此知名度很高，我找到了李昌平的电话，并把相关的资料以传真的形式发给他。我和他联系了不下一百次，后来他说他不敢来。香港中文大学的熊景明老师建议我到中国乡镇论坛杂志社找米有录总编，熊老师亲自为我联系好米有录。我到北京后打电话给米有录，米有录却让许付群接待了我。当我提出请他们杂志社去人到商城县进行调研的要求时，许说没有时间，甚至马上就下了逐客令，我不得不走出乡镇论坛杂志社，而且是流着眼泪走出来的。
如果不把商城县砸车事件抖大，洪茂轩等就难逃黑手，既然国内媒体的记者、学者不配合，那我们就找外国的媒体帮助。我把相关的资料、照片交给了美国广播公司的齐先生和香港《亚洲周刊》的记者季所明（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拜托他们递交到国际人权组织那里，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是1998年9月份固始县胡族乡叶台子村农民孙原海因为抗交过重的乡村提留，与上门征收的乡村干部发生冲突，被乡村干部殴打致死的血淋淋的照片。照片转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一些人的手里，2002年10月中旬，也就是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夕，美国政府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现在叫人权理事会）提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的交涉：要求中国政府遵守国际准则，切实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发表谈话，抗议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横加指责，接着江泽民访美，到老布什图书馆拜谒老布什，恳请美国人不要再以“人权问题”向中国政府发难。并承诺中国政府将会加大力度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江泽民上台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承认“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这些事实在当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节目里已经公开的报道过，并不是什么秘密）。
在此之前每当提及“中国人权”问题时，江泽民就会振振有词的说：世界是绚丽多彩的，一个国家的人权受其经济文化的制约；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人权状况和不同的人权观。江泽民甚至把公然的摧残人身、草菅人民的行为说成是“中国文化”，在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几年间，因为农民负担过重而惨死的中国农民超过美国攻打伊拉克战争死伤的人数好几倍（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这难道也是“中国文化”吗？不久的将来，肯定要对江泽民进行历史性的审判。
正是因为这一次在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前的国际力量有效干预和督促，十六大之后中国政府很快的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起事件过程中，不是“美国人借着人权问题利用少数居心不良的中国人干涉中国内政”，而是“中国维权农民争取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帮助，成功的维护了中国农民的人权”。
能够珍惜、维护自己的人权的中国人只占少数。维权工人和维权农民是维护中国人权的杰出代表，是解放中国人权的主导力量，中国是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权”不解放，将直接影响到全世界人权状况的改善，直接影响到全人类人权事业的进步。
真的可悲呀！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活得不像个人样。因为他们不知道维护自己的人权——中国人的人权为什么自己不去争而让外国人为其争。
现在看来，美国人的世界警察身份并非是美国人自己硬昌充的。而是这些不要自己人权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有其它国家的向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们）成全的。从大多数中国人现在的精神状态来看，美国的世界警察的地位至少在20年内不会动摇。鲁迅先生对旧时代的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没有太大的改变，这正是中国的悲哀和不幸。中国的专制势力之所以根深蒂固、中国的民主法制的进步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正基于此。
中国维权农民之所以有这样的体会，正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我们是爱国主义者，而不是卖国主义者。
由于中国的领导人保守与顽固，中国未能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在某些方面似乎改善了，但在非法强占农民土地问题上确越演越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怎样的“特色”？摧残人身、草菅人命、践踏法律、蹂躏人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色”。所谓“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不容否定”其实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专制制度对中国形成了太大的政治高压和发展限制，邓小平只是解除了对中国的高压和限制，所以解脱了之后的中国三十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是中国自身巨大潜力的一种自我体现。并不是什么人的恩赐。
中国本来可以长成挺拔高耸的参天大树，因为某些人摧残，长成了弯弯巴巴的奇形怪状的树，虽然长粗了、长大了，但却不成个样子，但却有人说：原来是小树，现在毕竟长粗了、长大了。中国的一些人不能把中国的自然进步作为自我解嘲的狡辩。
美国几百年的历史，但其发展强大早就超过了中国发展的几千年的历史。日本是个弹丸之地，战后成为了原子弹的废墟，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经济总产值与中国这样的大国不相上下。中国政府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进行反思呢？
2007年6月22日河南固始县方集镇独山社区的暴力事件之后，刘西举、沈子付、沈子刚被捕入狱后，沈子明、汪后明等11位农民代表也被行政拘留。顷刻间，独山社区的农民失去了往日抗争的斗志。
三个入狱农民代表谁来管？
河南固始县的公检法公开的放言：要判他们三人各有期徒刑3年。这个时候非常险恶，如果没有人出来继续抗争为他们伸张正义的话，将来谁还敢给农民维权，黑恶势力将会更加猖獗。我们不能让维权农民感到寒心！更不能让邪恶势力更加雄心！我作为固始县的维权农民，义不容辞的站出来为方集镇独山社区的维权农民伸张正义。
受命于危难之间，没有农民为我出钱出力。
我先把方集镇独山社区农民抗争的录像光盘和相关的资料寄给中国乡村发现网的陈文胜老师，借助于他的网站向社会披露事实真相（现在只要用谷歌搜索法搜索“固始县周德才”还可以看到一些内容）。录像光盘在中国乡村发现网登载后，立即引起社会关注，很多人发表帖子和评论，大骂郭永昌（原固始县县委书记）不是东西，在方集镇的事情未上网之前，郭永昌因为勾结固始县信合房地产公司董事长陈峰和永和高中的老板王刚非法倒卖了固始县的土地十几万亩（陈峰的凤凰新城近万亩，王刚的怡和工业园近万亩，陈集乡凤泉巷开发项目几百亩，祖师庙乡的旅游新区几万亩，武庙乡的下河湾水库旅游新区几万亩，九华山旅游区几万亩）。这些旅游开发区都是王刚、陈峰和外地一些开发商用暗箱操作的方式买到手的。郭永昌等县委政府一伙还准备把台湾慈济慈善机构赞助的固始县慈济高中卖给王刚，引起了固始人民的强烈愤慨，固始县人民纷纷上网声讨郭永昌、方波等县委县政府一伙人，所以网上便有这样的顺口溜：永昌，永昌，土地卖光，富了陈峰，发了王刚。
方集镇独山社区强行征地的录像光盘清楚的显示出以镇党委副书记李玉鹏为首的一群“土匪”强行占地，遭到独山社区农民强有力的反抗。多次强行施工未遂。于是在郭永昌操纵和导演下，在王铁（信阳市市委书记）徐光春（河南省省委书记）的支持下，固始县公安局的全体警察，信阳市武警部队的部分武警联合“演出”了2007年6月22日夜晚非法袭击了方集镇独山社区的一幕。这一幕发生在农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没能进行录像。
方集镇的非法征地和郭陆滩镇的非法征地应该追溯到2005年，方集镇和郭陆滩镇是固始县的两个所谓的“全国文明示范乡镇”。在两个乡镇的乡村干部提议下，为了搞好“新农村建设”，为固始县其它乡镇做出“示范”，要把方集镇和郭陆滩镇打造成固始县的两个龙头，好在全国树立固始县先进县的形象，这样一来县、乡、村干部不仅可以捞得好处，还可以捞取政绩，一箭双雕，名利双收。郭永昌、方波等县一伙在2006年之前就与开发商签下了协议，方集镇的征地项目美其名：金色家园。郭陆滩镇的征地项目美其名：兴隆花园。
方集镇独山社区的农民抗争具有戏剧性，郭陆滩镇玄中村的农民抗争更具有巧妙性。郭陆滩镇除了计划征地外，还要拆迁东街居民的房屋二百多间。在拆毁贫困户许光弟家的房屋时，许光弟的老伴任德珍上吊之死。引起了市民的愤怒，在市民代表朱友成（4333101）澎帮俊（女13598553118）组织下，300多人的游行队伍打着横幅沿着省道204徒步行走10多个小时到固始县县委政府门口。沿途招来观看的群众喝彩和围观。郭永昌一伙自始自终对郭陆滩镇的东街居民和玄中村农民未采取非法手段。在东街居民和玄中村农民的共同抗争下，2006年年底郭陆滩镇的非法拆迁被搁浅下来了。
沈子付、沈子刚的案子开庭之前，因为中国乡村发现网上的录像披露，网上对方集镇的事件进行了吵作，无疑是对固始县委、县委政府一个警告，他们本来计划要判处刘西举、沈子刚、沈子付各三年有期徒刑，后来改为拘役沈子付、沈子刚各6个月，刘西举在羁押7个月之后，以取保后审释放。
在此之前，我先后三次去了北京，并委托金荣山去了一次北京，我在北京呆了不下20天，花了近万元，金荣山在北京钱用完了，我打电话让原《民间》杂志社的记者郜璐莉借了500元。在我第三次去北京时才还了郜。这些钱都是我从朋友那里借的，我在北京时见了很多学者、记者和律师。
李凡老师给我介绍了张律师。本来讲好的是法律援助，后来张律师却向我要一万元的代理费，我没钱给。李凡老师又打电话疏通了几次，还是没讲好。我找到蔡定剑老师，蔡定剑老师给我介绍的是王律师，王律师让徐律师和我谈，也是法律援助，但每来一次必须要付二仟元的车旅费。我们当时一算，刘西举、沈子付、沈子刚三个人至少要开三次庭，这三次律师是必须到场的。按照徐建国的讲法，三个人的案子比较复杂，除了三次开庭律师必须到场外，在开庭之前律师至少还要另外的去二次。这样一来，仍然是一万多元钱。说明了张律师和我要一万元钱没多要。可是，就是法律援助的官司，我们农民也打不起。农民们都害怕了，不敢集资。三个农民代表家里穷的一文不值，特别是刘西举，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2个孩子在上学，哪里有钱呢？我联系了广东的比较开明的企业家（广州市星艺装饰公司老板余静赣），想让他赞助这笔律师费，没有回应。我联系河北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希望他赞助这笔律师代理费，他说他不敢。我又找了另外几家律师事务所，想请他们完全免费为我们代理，他们都不干。
回到固始后，我只能做沈子付、沈子刚的家属工作，让他们和亲友们借了二仟元钱，通过我的记者朋友介绍，由本地律师张志东做代理。
沈子付、沈子刚的第一次开庭情况也很快的发到网上，固始县公检法在法庭上的公然渎法的行为被披露后，他们不敢再公然的胡来，检察院连续两次将刘西举的卷宗打回公安局，刘西举是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捕的，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要求公安局重新侦查。县一伙对刘西举采取的既不放人又不判刑的的做法，无限期的羁押。刘西举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逼近年关，这一老两小眼巴巴的怎么过年。我多次找到刘西举的哥哥刘西安，让他为弟弟做点实事，刘西安不仅不干，而且还满腹怨言，说弟弟刘西举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家属。
我找到了十三个农民代表之一的刘西门（15978540448刘西举的堂弟）去做刘西安的工作，在我和刘西门的劝说下，刘西安答应扶着母亲，领着侄儿侄女，身上挂着牌子到固始县县委县政府门口下跪，逼迫县政府放人。刘西门当天把牌子做好，我们计划第二天再组织十几个农民一块跟着去。
第二天早晨，我和刘西门领着独山社区的男女老少二十多人来到刘西安的家，刘西安却打了退堂鼓，不敢去了，因为老太太八十多岁了，只能有她自己的儿子扶着她这样去做，不然的话老太太出了问题，别人没法负这个责任，所以刘西安不干，旁人就不能代劳。我和刘西门把刘西安大骂了一顿。
不得已，我和刘西门又找到刘西举的另一位堂哥借了二仟元钱，帮刘西举从固始县振蓼律师事务所请了一位姓王的律师，我和刘西安达成协议：如果年内刘西举释放出来，就由刘西安还钱；如果刘西举年内出不来，这二仟元钱就有我来付。王律师以刘西举的名义向固始县人民检察院递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王律师打电话跟我说，检察院不予办理。农历腊月中旬，大雪纷飞，我去北京找蔡继明老师想办法。那时金荣山已经出事，我和金荣山的侄子金华坤一块到清华大学见到蔡老师，后来蔡老师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的帮助，大年腊月二十七的那天才将刘西举以“取保候审”释放。二仟块钱是由刘西安还的。
方集镇独山社区农民的维权为今后农民的维权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方集镇独山社区农民的维权行动还没结束，后续动作正在进行。
方集镇独山社区农民的维权之所以出现了重大挫折，就是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支持，农民孤军奋战，固始县一伙才敢下如此狠手。
郭陆滩镇的“兴隆花园”项目和方集镇“金色家园”的项目本来是同步进行的，在非法拆迁未能搞下的情况下，固始县一伙之所以未敢对郭陆滩镇东街居民下狠手，正是因为郭陆滩镇玄中村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06年9月份，我参加了广州市“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之后，就把郭陆滩镇玄中村的乡村干部所作所为端到了有关媒体和网站。我在和有关学者朋友探讨“三农问题”时，一直在强调郭陆滩玄中村的问题：“……把玄中村作为推广法治的试点村……”“……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体制内解决问题没有一点力度。那么，只有组织强大有力的社会力量，有效地依法清除一些垃圾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了。为了达到显著的、震撼性的效果，在未来的两年里以玄中村问题切入形成三个操作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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