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着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象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着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着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上车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们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幺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问题时，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驻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驻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院长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用马队加鞭子驱赶，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幺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幺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时，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提纲，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了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有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貌。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能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风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幺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幺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见附件），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就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至。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幺，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 100036
电话： 68134451
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2．24
[附件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此新闻共有3页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