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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派员探访蒋医生夫妇，蒋医生手持「拉蒙．麦格赛赛」的相片与夫人华仲慰合影。
【《动向》杂志2009年3月号特稿】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及各位常委：
我是蒋彦永医生，医生的职责是对人的生命负责。在2003年“沙斯”侵袭北京时，我就对此危险提出警告； 2004年2月24我根据1989年我当301医院外科主任时所见，给两会领导及中央领导发了一封“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的署名信，信完全是按正规手续上送的。我的这一行为完全符合宪法、党章和军纪的。
但到2004年6月1日，我和夫人在没有任何文字手续的情况下，被非法‘‘绑架”。最初是以所谓《行政看管》的名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第四章第一节 行政看管，第六十七条： 对有打架殴斗、聚众闹事、酗酒闹事、持械威胁上级或者他人、违抗命令、严重扰乱正常秩序等行为的人员、或者确有迹象表明可能发生逃离部队、自杀、行凶等问题的人员，可以实行行政看管。——其中哪一点都对不上我——军职以上和专业技术三级以上军官、文职干部，由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委江泽民主席批准）拘禁了我们两星期。我夫人同时被“绑架”和拘禁，一周后才给她看了补发的《行政看管》命令。
2004年6月16日中央军委又以《党纪立案》对我实行《两规审查》。审查我的人告诉我《两规审查》的时间一般应在三个月内结束。但经我反复催问，到2004年10月 中才给了我一份中国共产党总后勤部委员会发的所谓《代拟稿》：……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八条，“造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 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消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规定。蒋彦永的错误本应按情节严重处理，鉴于其能 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写出书面检讨，并有挽回的愿望，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给予蒋彦永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我当即表示此《代拟稿》不实事求是，我不能接受，并立即写了《我的申诉》呈301医院党委直至中共中央总书记。此后经我不断催促，直到2005年3月21日，向我宣读了中央军委对总后勤部党委第8号报告的批复：同意解除对退休干部蒋彦永采取的措施。两次“措施”共使我失去了294天的人身自由。
我认为2004年6月1日,前江泽民主席对我实行《行政看管》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章，也不符合军纪；2004年6月16日对我实行《两规审查》是毫无根据，完全错误的。更有甚者，至今仍禁止我出国探亲，近乎荒唐，我要求立即解除限制。有关单位应该纠正错误，并向我表示歉意。这样才符合第四代领导集体坚持的 “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一贯宗旨。
301医院 蒋彦永医生
附件：见另文
2009年2月6日
（《动向》283期将于2009年3月14号于香港出版）
蒋医生（左）与夫人华仲慰（右）在医院病房与病人及家属合影
【新世纪附录】
蒋彦永：《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百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名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快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造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我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89年六四时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6月3日晚上，听到反复不断的广播，让人民不要上街。约10点钟，我在宿舍里听到北面有连续的枪声。数分钟后，我的呼叫器响了，是急诊室呼我，我赶紧奔到那里。使我难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証实已死亡。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我当外科医生已30多年，到铁道兵修成昆铁路的医疗队参加抢救工作时，也曾遇到过成批的伤员，但那都是因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与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18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10点多开始到半夜12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7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大夫们在医院的18间手术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术，将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过来。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証）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他的男友没跟着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着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上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着我的腿，哭着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着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着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着。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由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张大着嘴，挣扎着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着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一位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小，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臂。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察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他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伤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驻进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已随时作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敌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号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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