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庸
今年“3月10日”和“3月14日”是中共政权镇压藏民起义50周年和镇压藏民示威1周年，当局知道这两个敏感日子不好过，就主动出击，预先压制。外长杨洁篪3月7日首先发动攻势。他向记者指控：“达赖方面提出要在中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谓‘大藏区’，要赶走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要赶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国人。”气势汹汹，煞有介事：大藏区、赶军队、驱汉人，这还了得！3月13日总理温家宝予以呼应，向记者提出证据，一曰1987年达赖喇嘛的“五点方案”，二曰1988年达赖喇嘛的“七点建议”。装模作样，镇定自若，以为证据在握，对方无可遁逃。这样，温、杨表演的二人转就粉墨登场了。
只要通读“五点方案”与“七点建议”就会明白：达赖喇嘛提出的是一项和平的、理智的、妥协的方案与北京政权商讨。这个方案从西藏地区所处战略地位出发，分析了藏区位于亚洲地带中、印、苏三角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缓冲作用，因此才有将藏区设计为和平地区的建议，使它排除3大国彼此战争的可能性，成为维护区域稳定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方案还从世界进步潮流出发，使和平地区不致落在时代后面，设计了基本人权必须在藏区落实的框架，“整个西藏应该变成一个自治的民主政体。”“西藏政府应建立在基本宪法之上。这个基本宪法应该授权西藏的民主体制政府来确保经济平等、社会公平，并且保护环境。”“西藏政府应完全恪遵全球人权宣言以确保包括言论、集会和信仰在内的这些自由。”（中共往往污蔑达赖企图在西藏恢复农奴制，看了以上引文就会觉察中共恐吓战术的可笑、可耻、可鄙！）这个方案还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应负责西藏的外交”，表明藏区并未脱离中国而独立，对外关系仍归中央政府统辖，不过，在非政治事务方面，这个和平地区可与外界发展并维持关系，可加入与这些方面有关的国际组织。
明确了“五点计划”与“七点建议”的如上前提，就可了解“大藏区”、“赶军队”、“驱汉人”是怎么回事了。
达赖喇嘛“建议将整个西藏，包括东部的康和安多地区在内，转型成为‘阿含沙区（Ahimsa）’，这在印地语的意思就是一种和平而没有暴力的境界。”既是和平的、没有暴力的，对中共政权就不具威胁性，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声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把藏族所居地区视为统一的藏族区域而由其自治，不是理所当然么？为什要百般阻挠呢？原因在于，这个由“特殊材料”构成的武装组织有独特的治国理念，根据这些理念在笃信佛教的高原肆无忌惮地毁庙宇、烧佛经、强迫喇嘛还俗、禁止百姓朝拜，稍有不从即暴力相向。不仅在宗教信仰方面蛮横霸道，在其他社会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大跃进”、“公社化”、“文革”使藏族苦遭荼毒。这些倒行逆施，必然使当权者同整个藏族处于严重对立状态。藏族分居卫藏阿里（今西藏自治区大部）、康、安多3个地区，分而治之，是当局应对与藏族严重对立状态的既定决策。合成“大藏区”，尽管是和平而非暴力的，不具威胁性，但在当权者看来对藏族有失控的危险，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温、杨二人关于达赖喇嘛“要赶走驻扎在那里守卫中国国土的中国军队”的指责，颇具迷惑性。乍一听，这不是要把祖国领土暴露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觊觎之下吗？温、杨的诈唬就是为了引起不明真相者的这种民族激情。与他们的曲解不同，达赖喇嘛的实际设想是：“大藏区”成为和平的、非暴力地区，它在国际关系方面是中立的，这种中立性由必要的国际协定予以确认，共同遵守。而且，“这项国际协定可以满足中共合法的安全需求”，“这也将使印度得以将其驻在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地区的军队撤走。”如此，隔着“大藏区”这块中立地带，中、印双方脱离军事接触，避免象1962年那样的军事冲突再现，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从此有了和平的可靠保障。从这样的宏观战略出发，达赖喇嘛认为，在保证“大藏区”和平、中立的国际协定签署和认定前，“中国得在西藏维持数目严格限制的军事设施，这些设施的存在应该完全为了防卫的目的。”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如果超出“防卫的目的”，无限量派驻军队，目的是什么？所谓武警部队的派驻，对实施以人权为核心的民主宪政地区岂不是多余的暴力？达赖喇嘛特别提醒北京当局不应在西藏地区制造核子武器、掩埋核子废料，并非无的放矢。总之，所谓“赶军队”绝不是要求撤走“保卫国土”的中国军队，只是要求不要超过“防卫的目的”，不要在藏区生产核武器、弃置核废料。一旦由国际协定予以保证的“大藏区”的中立得以确立，那里当然就没有必要保留军事设施和军队驻防了。中共是一支以枪杆子为后盾的政党，奉行的是穷兵黩武政策，对达赖喇嘛依据和平、民主原则提出的裁军备、要和谐的谈判方案听不进去是毫不奇怪的。在他们眼中，“大藏区”的和平、中立、不设防等于600万藏族人逃出中共虎口，摆脱他们的蹂躏，是绝不能认可的。
至于“驱汉人”，在达赖喇嘛的方案中，不过是鉴于藏族地区汉族人口剧增的趋势，表示对于保护藏族独特的文化与传统的深沉忧虑而已。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有权为自己民族特色的保持和维护而大声疾呼。历史和现实都告诫人们，达赖喇嘛的忧虑是有根据的。过去称“汉、满、蒙、回、藏”，其中的满族，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辉煌篇章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与传统正在不断消失，满族的特色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已经愈形暗淡。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蒙人聚居区“内蒙”现在只有蒙人402万，汉人却有1882万，分别占总人口的17％和79％；宁夏回族自治区现有回族190万，汉族368万，分别占总人口34％和65％。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维护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多元化的历史任务不容忽略的课题。达赖喇嘛指出“北京政府进行将汉人迁移入藏，以使藏人在西藏成为不重要而且权利被剥夺的少数民族，并进而迫使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这种做法必须停止”，值得中共政权反思。
上世纪80年代，通过“五点方案”和“七项建议”，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的解决抱有真诚的愿望。他说：“我诚挚地相信如果相关各方能齐集一堂，以开放的胸襟和真诚的愿望考虑他们的未来，找出一个满意而公正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达成突破。”但是，这种追求和谐的愿望在中南海那里却幻化为一种不轨之念，一种逃跑伎俩，将达赖喇嘛的善意谥之为“分裂主义”。一方满怀善良的和解之念，另方充斥凶恶的扑猎之意，这种善与恶的对立一直纠缠到现在。
藏族人民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共暴政的反抗，这是其他少数民族所不及的。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17个月内拉萨爆发了18次示威骚动，抗暴斗争有愈益扩大之势，迫使北京在拉萨实行了长达419天军事戒严。即使如此，达赖喇嘛还是建议双方在香港会谈，建立互信，讨论根据“五点方案”和“七项建议”开始谈判的可能性。但是，现实再一次发出警告：中共政权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北京态度僵硬，双方距离甚远，对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指责甚嚣尘上，这使“五点方案”与“七项建议”包含的善良愿望化为泡影。因此，达赖喇嘛于1991年3月10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由于中国领导阶层的闭塞和反对态度，他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七项建议”已经失效，他对该建议不再负任何责任。只是，他还坚持非暴力和通过谈判和谅解取得西藏问题解决的立场。这项声明至今还挂在达兰萨拉政府的“西藏之页”网上。由此可知，堂堂的外交部长杨洁篪先生3月7日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是扑空了。人家早已声明作废，10余年后你还在那里迭迭不休地咀咒，仿佛抓到什么把柄，其实是对着空气发作，对着高悬的风车作战罢了，怎么会犯这么可笑的错误，部长大人？！总理温家宝先生以为举着的是真凭实据，意态自得，底气十足，其实手里拿的是一张废纸，对着废纸吹气，以为可以吹出一堆牛鬼蛇神，可是，再怎么运气狂吹，手里还是废纸一张，牛鬼蛇神终未显形，魔术漏底，总理大人，您不觉得这样耍弄魔术太失体统吗？！
达赖喇嘛已经声明作废的这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确实发人深思。它的确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是理性的而非情感冲动的，是妥协的而非只顾一方的。如果这个方案完善后见诸实施，定可为世界辟出一条新路，足可与南非的和解之路并立，而为世界瞩目。可惜，这个方案碰到的是世界上最保守、最顽固、最腐朽、最反动的政治实体，得到的则是这个政治实体的贬损、咒骂、压制、破坏。这是无可选择的命运，碰到这么一堵墙上。中共是专制政党，它的思想体系的特点是：非我者疑。党与非党的关系，非党者被疑，因而有“党天下”的体制。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少数民族者被疑，因而“民族自治区”必有汉人充当权力核心舵手。中共以自我为核心，非我者难于视同己类。所以，“民族自治区”虽有自治之名，其实并不以民族意志为转移，必须依据党的意志为施政是非。比如，依据民族利益，地下资源的汲取必须有利于民族事业的繁荣，而依据党的意志就可能无代价汲取而输往他方。这时，党的意志必然占上峰。再如，核子武器的试验有损于自然资源的成长，依据民族利益要求制止，依据党的意志必须服从。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正的自治”，在中共看就是要求自外于党的意志，有悖于中共以自我为核心的原则，因而，不仅得不到自治，要求者还要被窒息以绝后患。这就是达赖喇嘛屡遭碰壁的原因。同这样的党打交道，企图说服他们兼顾党与非党利益、兼顾汉族与少数民族利益，有宽容之心，存忍让之意，是很困难的。达赖喇嘛代表与中共政权的接触迄无成果，就是这个党难于转变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标准的证明。而这个标准不松动，一切试图与中共政权谋求和解的努力应该从何处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留给有兴趣的读者回答吧。
（2009.3.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