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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过去一年了，可是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仍然生活在悲痛之中，官方对质疑学校建筑质量的答复也令他们感到无奈。
王春喜是四川省绵竹市的一个普通农民。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说真是祸不单行。女儿在地震中死了，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自己又在打工时摔断了腿。他只好躺在沙发上接受记者采访，可是刚一张口便泪流满面。王春喜说：“咱女子在东汽念书，遇难了。(哭泣声)尸体都没收到。”
在汉旺镇东汽中学读书的女儿王登丽去世后，王春喜的妻子受到很大刺激。然而，导致她最终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是，她由于质疑学校建筑质量有问题而多次上访，遭到派出所拘押。王春喜和他的侄女告诉记者：“原先找东汽，转了绵竹教育局去了，他都不理我们的事，门都进不到，感到也没闹事，把你往车上拉，弄到派出所又关起。”
侄女说：“她就感到孤立无援那种感觉，我感觉没人帮她，她真的是心理上造成太大的阴影。比如说去闹呀、去找呀，然后直接就拉派出所，就关起，关了几次啊！”
王春喜说：“女人家(哭泣声)...现在挪医院去了。”在地震中丧女的姚云兵也曾和别人一起去政府讨说法，但是至今没有答复。姚云兵说：“我们呢，跑到市政府，还有德阳那个东汽，不得给谈。有的他也说，他们也在调查之中，究竟看是不是危房。他们话肯定这样说的。但过后，也就不晓得。(记者：到现在有没有一个解释呀？)没得。”
儿子在地震中遇难以后，谢永赋也参加过几次请愿。他说，一想到那么多孩子在危房中丧生就感到很气愤。谢永赋说：“我们那一次在教委看到那个死亡照片编的号，编的300多号。但是他们报的数字呢，报的200多号。(记者：为什么少呢？)不知道，只有他们才清楚。对死孩子的这些家长来说，一说起都很气愤。凡是跟我娃是朋友，凡是在那儿读书的，没有一个活出来。有时，一想起，就挺伤心，就想哭；但哭，哭不出来。”
谢永赋后来没有再跟着去请愿，因为单位领导告诉他“你不要去参加”。许多家长响应政府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家长都来自农村，他们为这唯一的孩子投入了很多资金和精力，也对孩子们寄托了很大希望。谢永赋说：“我们农村要供一个小孩出来，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儿子)从读幼儿园开始就不是让大人操心的孩子。我说，‘你读到哪里，我供到哪里’。(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王春喜说：“(我)身体也一直不好，(还)供着一个女子念书。一个月挣了4百来块钱，她每个月都要得3百多。反正我不交冤枉钱，念出来你就念去，只要你考取，不管我弄啥子，把房子卖呀，我都得等你把书念出来。”
孩子们走了，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思念。王春喜和侄女回忆起王登丽的孝顺和节俭：“(侄女：她学习一直就好，又勤快。)礼拜天回来就洗衣服、煮饭。我们在外头做活，她就把饭给我们煮起。(侄女：农忙的时候帮忙割菜子、割麦子。)每次回来，把我们两个的衣裳，她都要洗完。她确实还是节约。(侄女：节约的很呀!你像吃饭，在那个学校里念书，她就买了大头菜，买一大袋，然后每天吃一点。真听话!)”
比王春喜幸运的是，姚云兵和谢永赋找到了孩子的遗体。姚云兵把女儿和同样在地震中死去的妻子埋葬在一起，墓地在一片庄稼地旁边，修得相当讲究。谢永赋则把儿子葬在住房附近，墓碑前摆着一盆儿子生前亲手栽下的君子兰。
尽管提起儿子，谢永赋仍然十分悲伤，但是他多少还能看到希望，因为妻子又怀孕了，预产期在7月份。谢永赋说：“心头好像有个寄托。(她)怀了一个小孩了，我们这个环境(不好)，她姐姐这两天把她接到绵阳去耍去了。”
谢永赋仍然住在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子里，新房子已基本盖好，造价在6万元左右，政府补助了1万6千元。令他烦心的是，刚盖好的房子竟然到处漏水。
王春喜已经搬进漂亮的新屋。虽然建房欠了将近7万元，但是国家给予他的抚恤金及保险金等加起来有10多万元，能补上欠款。姚云兵的房屋震后基本完好，经过装修如同新房，他目前和再婚妻子生活在一起，只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心思。姚云兵说：“啥都没做。地都没种。哪有那心思种地哟？我总觉得呀，就不得心思去做啥子。”政府不再追究是否有“豆腐渣”工程存在，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建好新校舍上。新华社说，学校重建的标准是“8度抗震、9度设防”。
据报导，东汽中学新校舍每平方米的钢筋用量比一般建筑多30%。东汽校长周德祥说，“学校建得如碉堡般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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