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小官群体承担着大部分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由于整体素质低劣，遭到底层社会的恨恶。这个群体的心理压力异常巨大，稍有良心反省能力的则难免选择自杀等极端方式以求解脱。更多的庸官俗吏选择了私下的个人信仰，如拜佛供财神，此种现象对中共的无神论主张是个莫大的讽刺。

所谓小官，是指县处级干部到最普通公务员（称为「科员」或「办事员」）的下层中共官吏。这个庞大的群体十分特殊，一方面要直接面对百姓，是中共的数以千万计的「窗口」，而且由于其生活圈子与普通百姓接近，难有政治隐私可言；另一方他们表面上虽过得轻松滋润，但内心对上级怀有天然的恐惧，怕检查、怕考核、怕曝光，而且上级下达诸种不合的任务指标一定要他们设法完成。

长期的体制矛盾时时转化为心理压力，长此以往，导致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因此，小官自杀便成了一大官场现象。比如汶川抗震救灾中出现的模范人物冯翔，被提拔为中共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不久自杀身亡，《广州日报》的报道说他「疑遭人逼迫」。

官场如市场信仰很矛盾

小官们基数庞大，保持职位的竞争性压力非常之大。通俗地说，这个就业市场充分饱和，获取额外利益的机制极不稳定。随机抽取相关数据便可证明，如福建泉州所属某县的副县级干部与全部公务员之比接近一比二，又如湖南湘潭市有县处级副秘书长二十人，再比如全国贫困县四川德阳地区的中江县竟有九名副县长。

一职数人是中共官场上无法根治的怪病，因此内耗系数居高不小。小官之间激烈的勾心斗角也造成了人格畸变，像同一单位正副局长互殴、上下级互相告黑状等现象比比皆是。由于人格畸变，产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所难免，有民间调查表明：有百分之七十的小官存在分裂性人格倾向，有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小官有不自觉的自言自语行为，有百分之三十的小官具有明显的家庭暴力倾向，至少也是以损毁器物来发泄内心不满。

中共统治集团在表面上仍坚持无神论，但是为了两岸三地的统战，不得不利用佛教。因此，绝大多数下层官员认为「佛教就是国教」，小官拜佛进而信道术、请财神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仍是上指的民间调查表明：约在百分之六十五的小官会定期向自己所托付的佛家、道爷进香、问卦，一次花费金额从两百互五百元人民币不等；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小官委托家属或夫妻一同供奉佛像、财神、菩萨，即在居所内从事有神论的崇拜活动。

厚黑行不通百姓瞧不起

中共小官在上世末与本世纪初还是比较嚣张的，他们深信“心黑、手毒、脸皮厚”的官场规则，尤其在对待农民超计划生育与市民上访问题，动不动就施以暴力。但是，随着百姓法律意识的增强，通过法律程序形成的压力迫使小官们改变了因应策略，改为通过利用「说事人」的办法软化对方，即利用人情成本替代法律成本。此种办法再不奏效，就亲自说好话乃至下跪求怜。素闻以干部素质低劣著称的山西临汾某乡镇，一位副书记因在宅基地纠纷处理问题上措施失当，被农民告上法庭。二审开庭前，该副书记到原告家中下跪，泪涕横流：「我混了三十年才弄到这么个韭菜叶儿宽纱帽翅，要是输了官司，肯定丢官呀！」

百姓对小官们的评价极低，一般情况下骂他们「吃人饭不拉人屎」、「钱比爹亲」等等，最令人捧腹的是连妓女都瞧不起他们。人民网四月二十四日文章《官场「新八股」面面观》引述了一个故事：一名县级市的市委副书记与妓女鬼混时，妓女房间电视上出了该副书记讲话的新闻画面，号召大家拒腐蚀、永不沾，妓女看后对他反讥说「你这是在糊弄洋鬼子」。

有些正当资历的小官明显地感到有品位的同龄人对他们的疏远，因此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心理压力。如在山东一个县级市，一位身为电业局副局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毕业的老大专生，每年都要召集同城同学春节聚会，但他发现近三年有些文化品位的同学越来越少地参加他主持的聚会，到二〇〇九年春节竟然没有一位文化人到场。外界则讥笑这个在当地颇有名气的同学会说：「现在成了官商大杂烩，混得的差劲的同学没资格来，有品位的同学都羞于来，更不用说积极参与了。」

良心备受煎熬自杀案例增多

本文开头所涉及到的冯翔究竟遭到了什么样逼迫，是一个巨大的谜团，但有学者分析说：「很可能是由于失去爱子之痛，欲向外界透露地震中死亡学生数据，由于遭到官方限制，陷入难以自拔的矛盾，最后精神崩溃。」三十三岁的冯翔若放弃良知而自甘麻木，也许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前途，到四十岁出头时进入县委常委序列存在可能。

在冯翔自杀之前，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份，云南威信县一位年龄尚不到四十岁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家中上吊身亡。这位叫凌光辉的官员曾经有过试图结果生命的危险举动，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未遂。这位小官给人的印象是「为人谦虚，做事比较稳重，有时候受到别人表扬，还会显得局促不安和拘束」。可以肯定地说，只要一个小官在本质上想做好人，就很难在体制内求得良心的安宁。发生在江苏射阳县二〇〇九年二月初的地税局长沈忠良上吊自杀事件更是一个印证，这位新上任一个月的局长，平时也是老实忠厚，升官后即自杀为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〇〇九年上半年最著名的小官自杀事件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一位任村官的大学生留下遗书，上吊身亡。媒体报道说他患有抑郁症，此前曾两次割腕试图自杀。知情的村民无不惋惜地对民间调进研人士说：「大学生当什么村官嘛！小孩子能应付得了乡镇上明枪暗箭那一套？这是国家在糟践不懂事的孩子！」